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昵称: 学无崖
姓名: 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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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 1965-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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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计算机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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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中国-山东-藤州
家乡: 中国-新疆-阿克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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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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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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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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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人的全部努力没有给人类留下任何有用的遗产?该观点有误
    实际上,埃及人在文字、宗教、法律、建筑、数学、医学、文艺方面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流传至今,只不过是我们在使用时没有意识到这些是古埃及的东西。
    如现代人使用的拉丁字母,就是起源于埃及的圣书体中的表音字符;一神教的基督教、犹太教等都有埃及背景;我们生物学上用的表示男性、女性的符号,埃及人早在使用;埃及人的建筑艺术对于欧洲影响极大。恕不一一举例。作者对埃及的认识过于贫。

    佛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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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的古埃及经济

     
     茅于轼  


        2008年3月12日至21日,我和我太太赵燕玲一起去埃及旅游。这是我到过的第二十八个国家(依次为:英国,美国,加拿大,俄国,津巴布韦,博茨瓦纳,莱索托,毛里求斯,赞比亚,肯尼亚,澳大利亚,意大利,奥地利,德国,韩国,法国,荷兰,土耳其,菲律宾,丹麦,瑞典,挪威,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巴西,印度,埃及),这也是我去过的头一个北非国家。

        埃及是一个沙漠国家,全国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96%的面积被沙漠所覆盖;7500万人口的95%居住在尼罗河两岸的绿洲上。沙漠是很单调的,但是埃及又是很复杂的。它是一个单调和复杂的混合体,所以叫人感兴趣。当然,它之所以有吸引力最终还是因为有金字塔,有它五千多年前的文化,它的文明史和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相比起来几乎加倍的长。这怎么不让人震惊。

        古埃及的文明起始于大约七千年以前,而其昌盛的顶峰在五千年前。现在广为人知的开罗以西的三座金字塔就是那时候建造的。全埃及境内有八十多座金字塔,还有几十座地下皇陵。他们的皇陵和明十三陵地下宫不一样,都是建筑在不毛之地的荒漠中。通过一条长长的地下甬道来到墓室。外面没有任何建筑标志可供识别,隐蔽得十分巧妙。但是埃及的所有已经发现了的地下古迹除了图坦卡蒙陵墓,全都被盗过。据说,估计地下古迹只有一半被发掘了,还有另一半没用发现。所以经常可以听到发现新古迹的消息。古埃及留下的建筑中几乎全都是为了来世而造的。没有像罗马的斗兽场,庞贝的妓院和浴池,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也没有重大的公共建筑,如通往罗马的大路,或中国的长城。古埃及的文明完全不是为了目前享受的,是瞄准着来世的。

        与地下陵墓相对应的是地上的几十座神庙。神庙的建筑比金字塔更精致,规模也并不小。最使人们震惊的是在缺乏铁器的技术条件下,它们是如何加工建筑材料的。建筑用的石材大多数是坚硬的花岗岩。花岗岩从几十公里之外开采,运输到工地,再打磨,雕刻和拼装。其困难简直难以想象。我们在卢克索尔的未完成的方尖碑(一座几十米高的石质神塔)古工地上,导游给我们介绍了加工用的工具,那是比花岗岩更硬的一种石头。一个像铅球大小的硬石头怎么用来做工具,仍然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更不可思议的是,在缺乏起重设备的条件下如何将几十吨重的石头放到二十多米高的立柱顶上。

        古埃及是一个奴隶社会。但是完全靠奴隶是做不出这样的建筑和艺术来的。从施工的复杂性和工艺的高超程度,可以肯定当时的社会一定有相当高度的分工,有一部分人已经掌握了计算,设计,组织协调,技术开发等技巧。他们是工程的骨干。按照斯密的说法,由于市场和交换,才发展出分工,从而大大提高了社会的生产力。但是事实上计划经济也可以有分工,奴隶社会同样可以有分工。但市场和交换形成的分工必定能够发挥出比较优势,比如有利于粮食生产的地方必定会多生产,出口到生产粮食缺乏优势的地方去。因为前者的价格低,后者的价格高,这就有了交换的基础。而由强制命令实现的分工却做不到。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也有分工,但把人当成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人要服从组织分配,根本谈不上发挥个人的专长。两种分工的另一个不同是前者必定会有财富的创造,比如粮食贸易,双方都能够得利赚钱。而命令造成的分工不会发生财富的创造,但可能有辉煌的文明。

        埃及文明经过三千多年的发展进步似乎十分有限。他们继续修建金字塔,建神庙。在这三千年中虽然也有朝代的更迭,领导人的争权夺利,但是文明没有中断,一直说着同样的话,用着同样的文字。这说明古埃及的社会很像中国的三千年皇权统治,有着极其稳定的权力结构。如果没有外界的侵入很难自发地发生变化。埃及受到的第一次冲击是公元前332年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埃及成为马其顿希腊统治时期。希腊文明对埃及文明有极大的侵蚀力。第二次更大的冲击发生在公元395年,埃及被东罗马帝国征服,埃及文明渐渐让位于罗马文明。古埃及终于结束。它的语言和文字都已失传,留下的是一段难解的神秘历史。

        我一直在思索的问题是:为什么如此灿烂的古代文明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影响?相对而言,古希腊文明,东方文明,伊斯兰和基督教文明都流传到了今天,今天的世界文明是继承了这些文明而发展起来的,而古埃及文明只有供参观游览的价值,它没有对今天产生什么影响。古埃及文明有五千年之久,可是就没有产生思想家,不像古希腊,罗马,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都有伟大的思想家,至今我们还享受他们所创造的精神遗产。今天的埃及人大体上就是以前造金字塔的人的后裔。虽然经过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入侵,人种会有混杂,但是从长相来看他们和金字塔出土的人像基本上是一样的面貌。埃及北临地中海,东临红海,其他两面都是沙漠,所以当地人不容易大规模迁移。可是今天的埃及人的成就和他们的祖宗比起来,可逊色多了。

        在十天的旅游中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的导游是一位青年历史学家,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我极其惊讶埃及有这么出色的人才),我向他请教,但是他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回来以后我又翻看了一些埃及的历史书,慢慢地得到一个结论,是因为古埃及的思维存在严重的错误。它把追求来世作为人生最重要的目标。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这个虚无缥缈的目的上。不但统治者如此,老百姓也如此。当时不可能没有开明贤达之士对此提出异议,但是没有形成气候。以至于这样的错误维持了三千年之久。一个错误的理想能够长期存在下去,必定有严格的思想控制。致使埃及人的全部努力没有给人类留下任何有用的遗产。只有金字塔等古迹,留给后人寄托无限的哀思。

        把现生今世的一切希望寄托于来世,把一切劳动成果统统都贡献给神明,现实是不重要的,什么苦都可以忍受,只要来世幸福就可以了。其实这种思想现今还有一个版本,那就是西藏。西藏百姓生活十分艰苦,他们把一切金银财宝都奉献给了寺庙。一千多年来社会没有什么进步。但是它有灿烂的文化。它的建筑,绘画,音乐,医学都别具一格。解放前西藏还是一个奴隶社会,整个社会非常贫穷。但是百姓很少有反抗的意识,相反,百姓一辈子最大的愿望是来到拉萨,能够见到活佛,让活佛摸一下顶。虽然西藏的文明赶不上埃及,那是因为西藏只有一千年的历史。如果它能够不受干扰地再发展两千年,其结果会十分相似于埃及。西藏文明使现代学者惊讶,但是这种文明不大会影响人类的进程。因为它的目的就不在现实世界,而在天国的另一面。研究西藏文明可那会有助于文明了解古埃及。

    fuery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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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蒙三题:笑着的 叫着的 哭着的
    2004-11-1 13:51:11    朱学勤  阅读835次

    法国人说,伏尔泰笑着,狄德罗叫着,卢梭哭着。这三个人的嬉笑怒骂,穿越那个“理性时代”,直落我们今天存活的这个世纪……

    伏尔泰的笑声,是伏尔泰主义的特征。狄德罗昵称他为“湖边的老土匪”,几
    分亲密,几分微议,似嫌他不该用笑声去作战。狄德罗毕竟年少气盛,不明白敌手之低下,尚不配使用更正规的武器。伏尔泰只有以笑声迎战,才不致辱没自己的智慧,才不致忽略对方的智慧。

    伏尔泰老是拿“教会的荣誉”、“宫廷的尊严”乱开玩笑。他说,从前有一个泥腿子,叫“老实人”。“老实人”进城遇到了六经欧洲废君,失去王位却呈泼皮威风,吃饭赖帐,遭到意大利人的奚落哄笑。“老实人”起初不可思议,后来又听说宫庭社会暗中还流传有一种脏病,方有所悟。那脏病翻过来是一页“病历”,翻过去就是欧洲联姻王室的“家谱世系”:
     
    侍女的病是一个方济会神甫送的,神甫的病得之于一个老伯爵夫人,老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骑兵上尉,骑兵上尉得之于一个侯爵夫人,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侍从,侍从得之于一个耶稣会神甫,耶稣会神甫当修士的时候直接得之于哥伦布的一个同伴。
     
    伏尔泰言罢,随即就是一阵开怀大笑,连马克思都听到了这一阵笑声。《马恩全集》第十三卷第435页记载有马克思耐心描述的一则轶事,说伏尔泰当年有四个敌手,他就在家中喂养了四只猴子,分别取名为那四个敌手的姓氏。马克思说:

    伏尔泰没有一天不亲手喂养它们,不赏它们一顿拳脚,不拧它们的耳朵,不用针刺它们的鼻子,不踩它们的尾巴,不给它们戴神甫的高筒帽子,不用最难以想象的卑劣方式对待它们。
     
    伏尔泰每年只有一天不笑,那就是圣巴托罗缪之夜。每到这一天,他不仅不笑,而且浑身发烧,大病一场。二百年前的那场宗教屠杀,惨死者达两千多人。巴黎各教堂的狰狞钟声,胡格诺教徒临死前的呼救声,魂牵梦回,声声在耳,使二百年后的伏尔泰辗转反侧,不得安宁。

    每到这一天,他给朋友写信,总署上一个怒吼着的名字:“écraser L’infame——踩死败类!”后来干脆缩写为“écr.Linf”,以致有一个拆看他信件的检查官,竟以为这些信的作者确有其人,就叫écr.Linf先生。 

    伏尔泰的“败类”究竟何指?两百年来一直争论不清。搞历史的人有四种解释:天主教、基督教、所有的宗教、宗教狂热者。大概第四种解释比较可信。伏尔泰内心并不缺乏宗教感情,他排斥的是宗教狂热,不容异端。那才是走火入魔,是一切迫害行为、残忍行为的病根。

    为此,他经常放下手头的著述,为街头的宗教迫害奔走呐喊。他为卡拉、西尔文、拉巴尔、康普等一切宗教迫害牺牲者鸣冤叫屈,官司一打就是十年、二十年,亦在所不惜;为此,他痛心启蒙运动内部的分裂,认为外面的宗教迫害断不能演变为同仁间的学术迫害。他和卢梭的争吵是启蒙运动最大的不幸,但到了垂暮之年,他还是向卢梭伸出了宽容之手。他曾同时向七个地点发出邀请,请那个流亡者到他的隐居地来避难。某一天,突然有人诈喊:“卢梭来了!”

    伏尔泰闻言,掷笔惊叫:“这个不幸的人在哪?快让他进来!我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

    伏尔泰在笑声中流泪,一生写有十五部悲剧。最使东方人感兴趣的是他的《中国孤儿》,总标题为“五幕孔子伦理剧”。那故事原称“搜孤救孤”,在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却被伏尔泰移植为法语演唱,用来宣扬儒教文化中不畏强暴的精神力量,伏尔泰让得胜的成吉思汗向失败的中国士人如此述说:

    你把正义和真理都在你一人身上完全表现出来了。打了败仗的人民来统治打了胜仗的君王。忠勇双全的人值得全人类尊敬,从今后我要改用你们的法律!
     
    马克思读过这个剧本,后来总结为“征服者被征服”。伏尔泰如此崇奉这个“征服征服者”的文化,以至二十年如一日始终在室内挂着一幅孔子画像。他认为孔子训导的儒生讲究气节,讲究尊严,还讲究坐怀不乱,道德上远比巴黎文人来得清爽。他只有用中国的蓝花瓷碗,才喝得下巴黎送来的咖啡。

    不过,他并不同意儒家一味崇古的原始主义,更不能想像他的《中国孤儿》可用来夜郎自大。借着与卢梭辩论,他微笑着说出以下意见:
     
    中国在我们基督纪元之前两百年,就建筑了长城,但是它并没有挡住鞑靼人的入侵。中国的长城是恐惧的纪念碑,埃及的金字塔是空虚和迷信的纪念碑。它们证明的是这个民族的极大耐力,而不是卓越才智。
     
    伏尔泰在哪里笑?一直笑到什么时候?一七六○年,“老土匪在答复别人提问时写道:‘我在我的隐居地做什么?捧腹大笑;我将要做什么?一直笑到死。’”

    三十年后,巴黎人补行国葬,迎回了这位一直笑到死的哲人遗骨。塞纳河边,万人空巷。他的心脏装在一只盒子里,永久存放于国家图书馆。盒子上刻着他生前的一句名言:

    “这里是我的心脏,
    但到处是我的精神。”
     
    从此以后,人们才知道,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法国人为何把狄德罗称为“叫着的狄德罗”?猜想起来,大概是因为狄德罗在启蒙运动中最早叫出了无神论的口号,而且把这个口号叫得最响,也最为激烈?

    在那个时代,人的激进与否,未必如后人想象——是以政治观点为标准,而是以神学观点为标准。伏尔泰也好,卢梭也罢,对尘世间的权威,一律是说大人,则藐之,碰上一个说一个,毫不留情。但对天国的权威,则是笔下留“神”,至多说到自然神论为止,从未走到无神论的一极。他们反对的是宗教狂热,而不是宗教本身。他们之所以保留宗教,与其说是认同宗教的认知价值,毋宁说是保护宗教能够维系人心的道德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伏尔泰才说:“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谁能料想,就这句话被我们的教科书作者抓住了尾巴,如获至宝,到处引用,非说人家保守,还“代表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唯独狄德罗称心,唯独狄德罗勇敢。他不仅与宗教狂热作战,还直接向宗教本身宣战。《百科全书》中狄德罗写得最多,共计条目一千二百九十六条,凡是能够抨击上帝的地方,他都不放过,竭尽嘻笑怒骂之能事。他在无神论旗帜下召来两个泼辣写手——霍尔巴赫、达兰贝尔,吓跑了伏尔泰,也惹恼了卢梭。狄德罗之所以被捕,不在于他的文字有辱陆军大臣的情妇,而在于他《给有眼人读的论盲人的书简》,触怒了僧俗两界,也触怒了包括启蒙派知识分子在内的法国思想界。无怪乎拉美特利有一次说到,狄德罗只借助一个盲人就开导了整个宇宙,而他自己却被关进了漆黑的监狱。

    二百年过去,人是由上帝创造,还是从猿猴演变而来——已成了一个愚蠢的论题,不值一辩。但是,因为真理的事后普及,也可能会造成一个历史前置的错觉:既是如此简单之常识,那么当然是谁叫得最早,谁叫得最好。事实不然,法国革命当年因无神论激烈而出名,也因为无神论激烈而蒙受灾难,付出了过多的代价……

    代价之一,是激起了全欧洲的反动。笃信宗教的农民首先从旺岱起事,迅速蔓延至法兰西全境。全欧洲僧俗两界在“圣战”的旗号下扭结起来,向无神论的巴黎宣战!巴黎人坐守孤城,成了“一小撮”,成了“极少数”,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老鼠”再革命,“街人”再反动,力量悬殊却是就此铸成,怎么也扳不过来了。

    代价之二,是使革命党的革命哲学本身因此扭曲,从扭曲也走向“反动”。大革命摒弃宗教以后,社会动荡,人心道德无所维系。革命党不得不强化道德说教,强化政治与道德的联系。凯撒与耶稣集于一身,反而出现了自己本身极欲反对的专制倾向:政教合一。罗伯斯庇尔说:“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没有美德的恐怖,是有害的。”一时传为革命名言,实际上包含着多少无奈,多少尴尬。美德从前以对上帝的敬畏为基础,上帝抽空,美德只能以人们对恐怖的畏惧而行。美德与恐怖结伴,既恶化了政治,也败坏了美德。不道德者,强迫你道德,不自由者,强迫你自由,实际上是制造假道德,伪自由。这与大革命之初衷——人人生而自由——相差何止以道里计!

    百般无奈,左右尴尬,罗伯斯庇尔不得不自己穿上了袈裟。一七九四年五月,大革命推倒神龛,又设祭坛——建立最高主宰节,罗伯斯庇尔主祭开教大典。同一年,罗伯斯庇尔开始清算无神论。在一次拿破仑称之为最出色的演讲中,罗伯斯庇尔点出了百科全书派的名字:
     
    这一派人以极大热情传播唯物主义,远远不满足于仅仅摧毁宗教偏见。实用哲学的很大一部分就渊源于此。它把利己主义变成体系,把成功看作正义和非正义的尺度,把世界看作狡猾的骗子手的资产。这一派人包含为数众多的野心勃勃的江湖骗子!
     
    法国革命最热闹的场景,美国人形容为:“那全是帆,没有一根锚。”法兰西不是没有维系人心的锚链,那是百科全书派过早过激的宣传斩断了这根锚。千帆竞渡的结果,使法国大革命堤溃水漫,一片汪洋。罗伯斯庇尔恨恨而言,那不是革命,那是“一场国内战争,国际战争,还兼一场宗教战争”。到头来,最激进的革命党,在革命最激进的阶段,不得不反过来啃噬最激进的革命学说——唯物主义无神论,一七九四年的这一幕,不仅令狄德罗难堪,也令后世一切跟着叫的教科书作者难堪。由此看来,伏尔泰说的“没有上帝,也要创造出一个上帝”,虽然刻薄,不也道出了几分大革命运行轨迹的客观必然?至于这个“湖边老土匪”所说——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那更是至理名言。能不能类此推出狄德罗的逻辑呢?——谁叫得最早,谁叫得最好。那就不是逻辑了,那是狄德罗的教训,那是狄德罗的遗憾。

    一谈到卢梭,感觉大变。是贬?是抑?是厌?是喜?——都不能达意。谈伏尔泰时的轻松,谈狄德罗时的讥诮,是怎么也保持不住了。

    谈点卢梭与启蒙运动的分裂吧。

    伏尔泰曾挖苦过卢梭:“读尊著,使人渴慕四脚爬行”;狄德罗曾抱怨他的“每一个思想,都受到了卢梭的干扰”,说他们这群人与卢梭的分裂,“是天堂与地狱的分裂”。

    是什么样的分裂,使得这群人坐立不安,恨声不绝呢?

    分裂之一,是卢梭的历史哲学:他控诉文明进步的罪恶。这是最触犯启蒙学派忌讳的地方。启蒙的旗帜是“理性”,启蒙的基石是“进步”。而卢梭却在森林中徘徊沉思,忽如狼嚎般狂吼:“文明是道德的沦丧,理性是感性的压抑,进步是人与自然的背离,历史的正线上升,必伴有负线的倒退,负线的堕落……”

    分裂之二,是卢梭的政治哲学——洛克算老几?英国代议制又是什么东西?殊不知他卢梭痛诋之物,恰是老伏尔泰最心爱的东西。伏尔泰终身不渝,信奉的就是洛克思想,英国制度。卢梭却从本土笛卡儿那儿借得一块先验论资源,独辟出大陆一派政治哲学:以第一原理演证政府与社会来源于一纸契约,既如此,有履约者悔约,就有订约者毁约。于是就有了革命有理,造反无罪,老百姓就有了起义权、弑君权、推翻政府权、再订契约权,等等等等。

    分歧之三,是卢梭的社会哲学:老伏尔泰风度翩翩,出入于上流客厅;小卢梭则是风尘满面,仆仆于街头鼓动。伏尔泰欣赏有教养者的清明理性,那才是社会稳定的柱石;卢梭则鼓噪无套裤汉的汹汹怒气,认为街头自有活水来,有道德,有激情,方能荡涤上流社会的污泥浊水……

    法国大革命失败,启蒙运动烟灭灰飞。卢梭哲学成了下一个世纪、再下一个世纪的百年笑柄:

    十九世纪的德国历史主义学派敲打着卢梭的庐墓,笃笃有声:“拿出考古证据来,证明你的社会契约来源于远古时分,有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书面合同!”

    二十世纪的英国分析哲学则指着希特勒的肖像,数典骂祖:“从雅各宾专政到冲锋队运动,历史上举凡浪漫主义的精神狂热,哪一样找不到你卢梭思想的罪孽?”

    人们把法国革命的恐怖,归咎于卢梭;把二百年来旧大陆起义成瘾,革命成疯,也归因于卢梭,归因于狂想乌托邦,说大陆学派是潘多拉的盒子。

    耳闻身后骂声不绝,卢梭冥府垂泪,当该继续哭诉;老伏尔泰则应称心如意,捻髯含笑了。于是,如果让另外一群哲学家比如康德,比如罗尔斯,比如韦伯,来作评判,又该作何感想呢?

    康德说:我没有激情,却能掂量卢梭的分量。我的客厅从来只挂牛顿和卢梭的画像。牛顿指向理性数轴的无穷大,卢梭则指向同一根数轴的相反方向。都说,学哲学者,必先通过我康德这座桥,人们知道不知道,我康德首先通过了卢梭这座桥。

    罗尔斯说:我积二十年心力,写成《正义论》一书,本世纪七十年代方才出版。我没有改换卢梭政治哲学,只是移动了一下它的立论基础,从杜撰一场远古契约移到了严密的逻辑论证。假设也有一道无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从头罩下,社会中人谁不知道自己在既存秩序中是受害还是得益,人们的选择将会怎样?我以数学方程演证出的模式恰与卢梭当年用契约合同推测的结论相合:人们将不约而同,奔向卢梭那把大镐,刨出社会老根,刨出一块价值重建的空白起点。

    卢梭以激情见长,他的契约论是诗;我以冷静著称,我的正义论是数学,想不到诗的语言和数学的结论竟不谋而合。由此可见,以法国革命成败的卢梭、伏尔泰之成败,以欧洲二百年历史成败论大陆、英美学派之成败,是否为时尚早?

    韦伯说:经验论、英美派根在历史,或可称为实用理性。先验论、大陆派根在逻辑,或可称为价值理性。可悲的是,人类理性有两股源头,社会发展却只有一条河床。当两条大河争夺一条河床时,或是江河改道,或是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一一这就是法国革命式的悲剧。这样的悲剧当然不该重演了。但是,人类切不断历史,也离不开逻辑。前者是长度,累计人类历史之渊源;后者是宽幅,测量人类自由意志之探险,人类精神借此获得二维空间。若要向第三维——高度飞跃,进入三维空间,必须历史与逻辑的共同扶持:历史作轮,提供足够的滑行速度,逻辑作翅,提供应有的起飞升力……

    必作如是观,我们方能理解老黑格尔在启蒙运动之后的殚精竭虑:他为何提出人类史当是一部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史?他为何留下那句睿智无比的格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他的这句格言如今已被到处引用。其实黑格尔本意,有着当时具体的针对性,是站在第三维高度上发言,凝结着他综合启蒙运动分裂,综合大陆、英美思潮分野的良苦用心:前一半总结的是经验论、实用理性、英美学派、伏尔泰,后一半总结的是先验论、价值理性、大陆学派、卢梭。也就是说,你卢梭喝令江河改道,要出大乱子,你伏尔泰占着河床不放,一水独霸,到头来也会水源枯竭,河底焦裂。你们两者齐力,一边拓宽河道,另一边疏浚淤泥,两河并作一水流,方能双源并下,交汇聚合,融入壮阔之海洋。

    事实也确然如此!

    fuer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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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尔泰告诉刚刚走出中世纪的欧洲人:“神谕的最了不起的作用在于保证战争的胜利。”)

      张远山

      伏尔泰不属于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哲学史著作很少提到他。平心而论,他确实没有

     
    多少具有专利的思想贡献,但他是那个时代最先进思想(如洛克哲学和牛顿力学)的最积极传播者,因此他不失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典范。而且,正是这一从善如流、惟真理是从的知识分子品格,使他成了启蒙时代影响最大的人。

      伏尔泰告诉刚刚走出中世纪的欧洲人:“神谕的最了不起的作用在于保证战争的胜利。每支军队、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谕许诺他们取得胜利。作战双方必有一方得到真正的神谕。败北者虽然受骗,但却将其失败归咎于在神明降谕之后对诸神犯有某种过失,于是希望下一次神谕灵验。这样,几乎整个世界的人都抱着幻想。”这是对神学世界观的辛辣讽刺。伏尔泰以惯有的风格挖苦道:“预言从来都只是为大人物而作的,小民无此必要。”他还说:“何为巫术?巫术就是能做出自然所做不到之事的秘密,就是不可能之事。”由此可见,举国相信“气功移物”、“耳朵认字”之类不可能之事,连作家与知识分子也为其推波助澜的当代中国,至今依然处于巫术时代。

      知识分子(包括所有的教师)的真正使命并非远离大众去从事不朽的名山胜业,而是把有史以来最好的知识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没有杰出的思想家,未知的神秘世界固然无法被探明;但没有服膺真理并传播真理的知识分子,那么不仅真理的王国无法拓展其疆域,连人类知识已有的地盘也会被愚昧和迷信迅速收复。孤身远行的思想家相当于哥伦布,而紧随其后,勇于告别昨日之我,毅然走向思想新大陆的知识分子,则相当于“五月花号”上的新移民。没有哥伦布,固然不会有“五月花号”;但如果没有“五月花号”,哥伦布就只是荒岛上的鲁宾逊。因此,哥白尼与布鲁诺、达尔文与赫胥黎,是缺一不可、同样伟大的历史推动者。在知识的天宇中,响彻着这两类智者(真理的发现者和真理的传播者)共同的笑声。

      因此应该时刻警惕的是,知识分子不但没有用他所掌握的知识体系,向愚昧的旧文化、旧传统宣战;反而用他已经占据的权威地位,拒斥和扼杀更先进的新思想、新科学。并且在这一拒斥过程中,他们几乎必然地会与旧传统、旧文化携起手来,从而使知识分子这一社会进步的最重要力量,转变为阻碍进步的保守集团和腐朽势力。伏尔泰说:“任何人想以道理晓喻他的同胞,都会受到迫害,除非他是最强者。然而最强者却几乎总是加强无知的锁链,而不是去把它砸断。”加强无知锁链的“ 最强者”,往往是旧有知识体系中占据高位的权威者——称这样的知识分子为“反动学术权威”是恰如其分的。伏尔泰认为: “错误的虔诚成为谬见的牺牲品,而真正的虔诚则为真理而殉道。”对错误的旧知识的虔诚,就是对知识的根本精神的背叛。

      正是在错误的旧知识必定成为阻挠进步的最顽固力量这一点上,伏尔泰写下了“图书馆是人类知识与谬误的宝库”这一名言。他指出,有些“书中的错误比页数还多”。他批评了某些知识分子为炫耀博学而贩卖毫无价值的历史破烂的学究倾向:“对于曾使其人民文明幸福的君主的丰功伟业不可不有所知,而对国王们那些只能增加记忆负担的庸庸碌碌的行状则可以不加闻问。”伏尔泰对混迹于文学艺术领域的伪知识分子提出了更为严厉的警告:“文学是一块既生长有益植物,也生长毒草的土地。有些无耻之徒,能读会写,以为把一些丑闻秘史卖给出版商,而不从事正当的职业,便可以在社会上博得地位,殊不知一个抄写员,甚至一个忠实的仆人的职业也比他们高尚得多。”他所批评的这些倾向,在当代文学界和知识界,正在愈演愈烈。

      伏尔泰不仅在纵向上是进步论的拥护者,他还通过横向比较,告诫暂时领先于其他民族的西方人警惕妄自尊大的文化优越感:“我们是从昨天才开始存在的。我们在不止一个方面比其他民族走得更远,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来得最晚之故。”他说:“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以一切。”他的话,至今不失为西方中心论者的一剂解毒剂。但作为东方人,我们没有理由在已经落后的时候因局外人的谬赞而沾沾自喜,我们惟一要做的,是像伏尔泰无情地批判西方旧文化、旧传统那样,批判我们自己的旧文化和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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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遗传学家称人类进化已停滞(图)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08日 08:13  新浪科技
    英国遗传学家称人类进化已停滞(图)

    人类进化示意图

     

      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10月8日消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想知道未来人类会是什么样子,有的人认为人类最终会进化成超级人种,有的人则认为最后会变成只会看电视的废物。不过根据最新基因研究结果显示,上述两种观点都不对,人类的进化过程已经处于停顿状态,既不会进化,也不会退化了。

      伦敦大学教授斯蒂夫.琼斯表示,这是因为促进人类进化的动力--如自然选择和基因突变等--已经不在人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琼斯教授在6日举行的一个讲座上表示,人类迄今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100万年,未来人类的样子也会和现代人相似,不会有太大改变。如今我们对人类进化过程已掌握颇多,所以能对未来的进化趋势做些预测。

      人类进化的主要动力来自自然选择和基因突变。基因突变的目的是使某些个体具有比其对手更具竞争力的特质。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段内,生存是项艰难的课题,儿童在成年前的死亡率相当高。由于生活环境的恶劣,人类只有奋力生存下来,从而使得自然选择成为强大的进化动力。例如在冰河世纪的英国,如果基因突变使一个婴儿在面对严寒和自然灾害时恢复能力更强,毫无疑问他会更具生存竞争力,也更有可能活下来并将此基因传给子孙后代。然而在现代社会,我们有中央空调系统且食物充足,类似的基因突变对现在的孩子就远不会那么重要了。

      琼斯教授认为,基因突变的进程放缓的另一个原因是人类生育的年龄不断推迟,尤其是男性,其精子能力弱化,也更易出现基因“错码”。

      第三个原因----随机性同样也是进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当少量人口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生活时会任意改变,因为其基因会偶然丢失。然而现代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到处都有人生活,出现基因随机改变的机率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了。在世界各地,同种族生育的比例不断下降。比如在英国,作为世界上性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其中大约一半的婚姻是不同种族间的通婚。

      琼斯教授表示,“我们正在混合成为全球化大家庭,未来都会变成棕色。因此,如果你为未来乌托邦的样子忧虑,那大可不必。至少在发达国家,至少在目前,人类还会象目前一样的状态生活下去。”(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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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中华民族千年史 转载 (2008-10-04 23:14:04)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波澜壮阔的世界大舞台上,上演着王权的兴衰、大国的崛起。看似缭乱无序,其实都有内在的规律。历史中的每个主角,大到我主耶稣、释迦牟尼,小到华盛顿总统、凯撒大帝,其思想和行为都离不开环境的影响、文化的沉积。如果除掉他们头上那些神秘的光环,走下神坛,他们也是和你我一样都是普通之人,都有七情六欲,也有这样和那样的缺点和过失。不管他们是否是由开导民智成为先知、藉父兄之资守成为主或跻身于仕途之路成为权臣,他们只是幸运地和时代的那一刻的际会相逢,而且明智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终于成就了辉煌的业绩。

      一位英国哲学家说过: " 历史使人明智。"历史成承载着人类高超智慧和精神财富,包蕴着发人深思的哲理。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感受历史的启迪;才能震碎一切混沌的蒙昧、唤醒一切沉睡的灵魂;才能深刻地理解现实;才能敢于挑战未知;才能将人类最优秀的文化和精神延续。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从中国文化的环境中熏陶出来的,所以当我们沉迷于中华文明那金碧辉煌的千年古殿时,不由得梦回“秦时明月汉时关”那种桃源仙境,感慨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但当我们猛醒后放眼世界之际,不由得惊叹一个个优秀的民族创造出崭新的现代文明和人间奇迹,不由得痛心于国人那令人费解的固步自封和不思进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抚今追昔,解读先进工业国家崛起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朔根寻源,分析民族千年辉煌与悲剧。笔者这里谈几点粗浅的感受和认识,权作是抛砖引玉。

      中国国家的雏形起源于秦朝。一个曾经最弱小、落后的秦国通过“变法”而变得强大,这与儒家没有一点点关系。促成秦国变法的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商鞅,他原本没有什么坚定的政治信念,正是雄心勃勃地想要成就霸业的秦孝公逼他走向了“变法”之路。秦国处于落后的边远地区,相对来说也就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秦朝苦役太重。当陈胜担心受到惩罚而挑起竹竿造反时,竟然有成千上万人的为逃避劳役、兵役的人们纷纷响应,这就是所谓的“揭竿而起“。不过从事情的另一方面来看,陈胜也并非是个省油的灯,更不要说“代表着”什么先进阶级。他当雇农时就有“燕雀焉知鸿鹄之志”的豪言壮语,举事时他喊的口号更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矛头直指统治阶级核心。用今天的观点来说,陈胜就是“对社会存在严重不满,反政府的野心昭然若揭。”至于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那就更不像话了,据《史记》载,秦始皇巡游天下时,刘邦和项羽都亲眼目睹了天下第一帝的堂堂威仪,刘邦感叹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其眼馋和口水千载之下犹可想见,项羽则更是露骨,竟言道:“彼可取而代也。”可见当时的社会现状:道德彻底崩溃,社会弱肉强食,人人无法无天。在这种情况下,自私自利天经地义,狂妄自大理所当然,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揭竿而起”。

      汉高祖刘邦以一介布衣手提三尺剑开创了汉朝的基业,亲眼目睹了起义军颠覆秦朝的强大力量和浮躁不安的社会现状。所以他借鉴秦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废除了秦朝的苛政,采用黄老的清净无为的愚民政策,分封诸侯来笼络人心。今天很多人批评刘邦倒行逆施、走回头路,实际上是对当时的情况缺乏了解。经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之后, 中国的国力已达巅峰。15岁的汉武帝继位后, 他利用儒学敦化民风,同时采用法术、刑名巩固政府的权威,即是所谓的“表儒里法”。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在御前主持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是否需要解决北方的匈奴的威胁的大辩论,会中他作出一项历史上罕见的战略决策:主动进攻。他派张骞出使西域展开结盟外交,重用名将霍去病、卫青、李广等不断攻击河西走廊地区, 将游牧民族从中间一“劈”为二。此次战争可以说是 耗费钱粮亿计,人口损失50%,最后迫使匈奴归顺, 令中国在国际舞台首次崛起。

      公元前28年, 北匈奴杀中国使节反叛, 副校尉陈汤率领汉军对北匈奴发起攻击。战后,陈汤对皇帝说:“胡兵五个才能当一个汉兵。”可以想见当年的汉人是多么壮勇!他不顾朝廷和谈的意向,私自发兵挥征讨,挥斩北匈奴首领郅支单于,竟言:“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整个西域闻之震惊。

      战败后的北匈奴在汉军的追赶下经过了数次西迁,终于暂时居住在顿河草原一带。公元374年,在匈奴人排山倒海般的打击下,东哥特人、西哥特人和在森林里以打猎为生的日耳曼人纷纷向西逃窜,到罗马帝国境内寻求庇护,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罗马帝国,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东罗马帝国皇帝被迫与匈奴人签订和约,除了马上向匈奴支付赔款6000磅黄金,年贡也由700磅黄金涨到2100磅。公元451年、452年,匈奴首领阿提拉由于西罗马皇帝不肯将自己的女儿献给他而把西罗马所有的城市都给摧毁。453年夏天,阿提拉暴病而亡。他的儿子们为争夺王位打起了内战,15年后匈奴帝国灭亡,从此在历史上消失(有人猜测匈牙利和奥地利人有匈奴人的血统)。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可怜的欧洲进入了长达12个世纪的“黑暗的中世纪” 。

      唐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显赫的地位, 其疆域之广大、国力之强盛、文化之灿烂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直到今日,世界各国依然习惯称我们为“唐人”,所住的社区为“唐人街”,可见唐朝在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唐朝的繁荣也与初期的政治开明和文化包容都有很大的关系。唐初有个马周,不识抬举。偶然的机会被唐太宗选去做官,但为官十几年给皇帝上的奏折大都是数落皇帝的不是。其中一句为“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今天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就是从这里来的。但唐太宗也没有责怪他,后来马周生病,唐太宗亲自为其熬药治病。唐朝道教、佛教盛行,景教、伊斯兰教也不排斥。鼓励个性,甚至模仿“胡人”的衣食住行都成为一种时髦。如果不是这样,像李白这样的狂妄诗人如何行世就是个问题。

      唐朝的衰败源于唐玄宗。玄宗年轻的时候还是很有作为,快到6旬时得到一个倾国倾城的美人杨贵妃。据野史考证称:杨贵妃身高1.64米,体重138斤,简直就是个“肥妞”。就是那么个胖女人,在当时的人的眼里竟然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我靠!这女人简直就没有什么脑子,总被别人利用。由于她喜欢“年益肥胖,腹垂过膝,重三百三十斤”胡人安禄山,结果让玄宗犯混,把全国1/3的兵力交给安禄山掌管。结果安禄山起兵造反,唐朝的京城被毁、被抢,也失去了西北的军马场,还要按照苛刻的条件和帮忙平叛的穆斯林作不平等交易,所以唐朝也就休矣。

      有人说:“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个女人”,我看失败的男人背后也是因为有个女人!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航海业、造船业都是世界第一。宋、金两国的GDP占世界的70%,自古到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富裕到这个份上。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当时全世界有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全部都在宋朝,那时的巴黎和伦敦按照中国的标准只是一个小镇。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难怪有的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

      宋王朝花钱买和平,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抱残守缺的战略思想,一直沿用至今。思想上不但“独尊儒术”,而且用人政策上“重文轻武”。代表儒家思想的先哲孔子,其实是个官迷。他人生目的就是:读书、当官、为统治者服务,哪怕是帮助人家办丧事他也愿意。50岁当了司法部长后毫无建树,其众多学生中也没见谁有什么出息,说什么“孔子三千弟子, 七十二贤人”,我看也就是误人子弟。宋朝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将领们永远没有军权,臣民们永远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汉唐以来的尚武风气,中国军人那种敢于将敌人打入地狱的英雄气概和如狮博兔的征战能力,从此消失。人民便不再把保家卫国、从军杀敌,边关立功、万里封侯作为人生价值的体现;国家精英们整日在摇头晃脑中子曰诗云,在风花雪月中浅斟低唱、无病呻吟;吟诗作画、卖弄风骚竟然成了士大夫们进身及第的资本,就连只会踢球的高俅竟也能官至太尉(相当于国防部长)。就连还算有点骨气的主战派李壁,当听说高宗让他出使金国时竟吓得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尿了一裤子,史称“屁滚尿流”。

      宋朝的开国皇帝就是个脓包,他有“杯酒释兵权”,民间就有“武大郎开店”。就是这个“杯酒释兵权”,激起了夏国公李元昊的反叛,宋朝失去了西北的军马场,军事实力一落千丈。华夏汉唐时期激越高亢的民族精神,撼动山河气势在宋朝却变成了逢战即败,处处挨打的窝囊废。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尤其是崖山一战,宋军兵力20万,元军只有2万,最后宋军十余万具尸体浮海,600人随幼皇帝赵昺(时年八岁)投海自尽,整个就是“文明中断”。更丢人的是,金朝为加强皇权仿宋朝政治体制进行了所谓的“改革”,致使国家失去往日的强悍。结果被后来弱小的游牧民族蒙古族消灭,在最后短短28年间人口损失近90%!

      1453年5月29日,奥斯曼突厥人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领他的大军攻下了传承千年的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巴列奥略英勇战死,东罗马帝国宣告灭亡。君士坦丁堡被易名为伊斯坦布尔;索非亚大教堂被改为了清真寺。然而更重要的是,从此欧、亚、非三大区域的商业大动脉从此被伊斯兰文明牢牢掌握。为此,整个欧洲都在战栗、在忏悔。突厥原住於阿尔泰山南麓,是匈奴的后裔,后被唐帝国所灭。一部分逃脱后西迁,在中亚建立塞尔柱突厥王朝及奥斯曼突厥王朝,皈依伊斯兰。

      就在穆罕默德二世和他的勇士们,甚至整个伊斯兰世界沉浸于庆祝安拉赐予他们的胜利的欢呼声中,欧洲人开始痛苦地反思自己,大量的伊斯兰书籍被翻译,出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个发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整体出现了对传统的“群体本位”的封建神学文化的大批判和思想领域的大逆反。恩格斯认为,具有近代启蒙性质的文艺复兴运动,不仅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为西方乃至整个人类的文明发展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文艺复兴运动大力倡导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时,带有赤裸裸的纵欲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思想烙印。

      被教廷压抑了1000年的欧洲,思想进入大爆炸的时代:哥白尼提出了与教会主张的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不同的日心说体系。意大利思想家布鲁诺宣称:宇宙在空间与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太阳只是太阳系而非宇宙的中心。伽利略用阿拉伯人占卜用的玻璃球发明了天文望远镜,证实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学说。被教会禁止的《马克·波罗游记》也在到处流传。君士坦丁堡陷落39年后,即 1492年,哥伦布受《马克·波罗游记》的影响而阴差阳错地发现美洲新大陆。1519年(君士坦丁堡陷落66年后)麦哲伦完成了首次的环球航行。至此,西班牙人开始进行殖民和开采金银。开采大量金银并运往欧洲的后果是迅速拉动了经济的增长,繁荣了市场也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并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兴起。终于在1571年,欧洲的联合舰队在勒班多海战中大破奥斯曼土耳其舰队。

      中国的落后是从明朝开始。原本火炮和枪都是发明在几百年前的宋朝,300年后才传入欧洲。由于担心这种厉害的火器会威胁其统治,公元1380年朱元璋要求各地不得擅自制造火器,违者重处。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出身赤贫的皇帝,他习惯于那种“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农经济,使明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来了一个全面的大倒退。他认为宋朝的灭亡源于经商,所以要“重农抑商”,实行海禁。他让军队自耕自食,和宋朝军队经商其实没什么两样。明太祖很得意,说他是养百万兵而不用花国家一分钱,但结果只是养活了百万名农民而已。

      比较以前侵犯文明区的游牧民族,中国的满族是最弱小的,本不该成什么气候。当时科技的进步、火器的发展使游牧民族不再具有军事上的优势。文明区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全面的对游牧民族的战略大反击,葡萄牙和西班牙把大半个美洲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荷兰作为“海上马车夫”横绝四海以至于到了中国;英国和法国人移居北美,英国开始把软弱的印度文明变成英国王冠上的明珠。俄罗斯也从深林里走出来,几百人一伙,几十人一组,没有粮食,没有地图,没有向导,没有道路,有的只是战斗!就这样,他们占据了欧亚大陆1/3的土地。

      讲到西方文明的崛起,就不得不提一下英国。当今世界所有190个国家中的大多数的领土边界、甚至包括国家的形成都与这个岛国有关。英国人通过他们的帝国传播他们的制度、文化、语言和价值观,当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无一不可以视为英国的过去或现在的翻版。大国的崛起就是扩张,大英帝国就是世界的榜样!它在1301年吞并威尔士,1649用武力征服爱尔兰和苏格兰,1620年“五月花”号驶离英国的普利茅斯港,拉开了殖民的序幕。1527年英国亨利八世国王要求离婚,结果遭教皇拒绝,由此触发同罗马教廷的公开冲突。这亨利也是血性之人,干脆废了旧教,他没收教会财产、土地投入市场拍卖。在此混乱之际,英国政治宽松、文化发达。马基雅弗利的《君王论》开始大量流传。在英国本土,哈灵顿的《海洋国家》和霍布斯的《巨灵》都奠定了一场新革命的思想基础。由于荷兰首先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它的城市化率是英国的五倍。所以英国人邀请信奉新教的荷兰执政威廉来当他们的国王,通过“光荣革命”完成了历史性的资产阶级革命。

      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展开时,人文因素势必经过一段剧烈的变化,也就是“思想启蒙运动”,然后过去农业社会管制的方式才能代以新型商业管制的方式。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三种政治产物,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莫不如此。中国社会主义也同样经过“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两次“思想启蒙运动”,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以笔者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学习、生活超过10年的切身体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不同的价值观的体现,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民众的认同来采用,没有必要厚此薄彼。

      在这场世界性的革命大潮中,其他文明国家也步英国之后尘随之而崛起,只有两个大国成为被文明遗忘的角落。一个是清朝的中国,另一个就是奥斯曼帝国。很多人一提起满清王朝就嗤之以鼻,说它是腐败无能的代名词,其实真是冤枉!明朝时,西方传教士把土豆、番薯、番茄、玉米等高产作物引进中国,明朝统治者却根本不关心这件事,没有普及。而明朝的衰弱恰好正是粮食歉收所致,可见汉族的政治和统治早已到了药不可救的地步。清朝才开始大面积种植这些作物,才将中国人口从5000万左右提高到道光皇帝时期的3亿。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像清朝那样产生一系列兢兢业业、勤俭持家、体恤民情、甚至“有所作为”的“明君”。清朝是至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上有效地管理和统治国土面积最大的时期,它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清朝前几个皇帝无可挑剔,只是到了慈禧和溥仪,国家才彻底崩溃。前者是一个超过更年期的老太太,后者退位时才年方5岁,要是套用用中国文人的那套庸俗的说辞“荒淫无耻”,是不是有点不太符合科学规律?

      1793年,英国派英王的表兄弟、前任驻俄大使马戛尔尼勋爵来华渴见乾隆。当时法国已经发生资产阶级大革命,美国也早已宣布独立,灰头土脸的英国人想和中华大帝国进行平等贸易。无奈那时中国政治太落后,大使馆就不要提了,政府甚至都没有外交部。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对外政策只有两个:“剿夷”和“抚夷”。对外贸易中官方歧视性政策就不用提了,什么不准带女眷,一条普通货船收3000多两白银等等。那些地方官僚的盘剥花样和名目,听起来都让人脸红。英国政府大概不太了解中国的“国情”,认为是中央政府所为,所以花费了心思,让马戛尔尼他带了84名随行人员,包括科学家、音乐家、艺术家和汉语教师,还有600件行李,装着科学仪器、自来火枪、速射炮、望远镜等29种科技含量和军事价值高的礼物,还有一个英国当时最大的装备有一百一十门大口径火炮的战舰“君主号”的模型。但清廷只当“贡品”、“玩好”收藏。马戛尔尼邀请清军将领福康安观看英国使团卫队操练新式武器,福康安拒绝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想来没有什么稀奇。”就是这些看起来没有什么的火器,后来要了清政府的命!

      英国之所以进献如此重礼是为了免去行跪拜之礼,以示“平等”。但乾隆是个极爱虚荣之人,仅6下江南就耗费白银2000万两,其派头可想而知,跪拜之礼是给免了,但“平等”通商也就黄了。原本是件正常的外事活动,中国的无耻文人把事情描绘成了这样:英国人原本不跪,但是一见乾隆爷的龙威,便不由得双膝跪倒,所谓“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无聊啊!英国人回去以后,倒没有我们中国那些下三滥文人这样会编故事,随行的人员用他们的笔记下了他们所看到的一切,随行的画师,像摄像机似地记录了中国从官场到民间的种种事象,连人物表情都栩栩如生。他们看到了一个富饶、封闭、原始、保守和虚弱的东方大国,自马可·波罗以来在欧洲传诵的中国神话破灭了!落后就要挨打,所以中英的战争也就成了板上钉钉的事。

      鸦片战争的失败想想简直不可思议: 中国拥有三亿多人口,是英国的30多倍;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32%也远高于整个欧洲的26%,比现在的美国还要强大。美国独立战争时,美国的民兵才有一万多人,每三人才有一只枪,几乎仗仗必败。但美国人就这样耗着,打“持久战”,英国玩不起,只能认输。而清朝军队有几十万人,每两人就有一只枪,更何况清朝还有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骑兵部队。英国远征军只有4000人,炮弹都很有限,知道硬拼肯定不行,所以他们避实就虚,利用船上的远程炮攻击海边的宁波和天津。故意制造出压力和声势,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卖国条约。为了“夺回”面子,参加条约签字仪式的清朝官员哄骗英国代表说:你要满嘴塞满柿饼,这样才能表现出贵国的友好诚意,我们才会签字。可怜的英国代表为了他们国家的利益,真的满嘴填满柿饼,任由中国官员嘲笑!

      当时的道光皇帝虽然勤勉,但却做守成之主,固步自封。英国入侵后,他竟然不知道去内书房看利玛窦等所绘世界地图,竟发问:“英国在什么地方? ” 有这种民族领袖都是晦气。其实落后并不可怕,失败也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落后还不思改革。道光帝君臣始终不明白战争失败所在,以至后来的咸丰帝等依然以天朝堂堂大国,对英国在内的欧美诸国以外藩作等闲视之。直到20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才认识到自己“器不如人”,但仍然拒绝从体制上找问题。这次战败,让鸦片贸易成为合法,国人10%的人口吸毒,成为西方人眼中的“东亚病夫”。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和中国的情况完全一样,统治者不愿改革,民间更有阻力,一人说起改革就有九人反对。直到今天土耳其虽然贵为北约一员,但加入欧盟都成问题,不就是因为穷呗(人均GDP低于俄罗斯和前苏联各国),可悲啊!

      圆明园的这把大火虽然没有烧醒中国, 却倒是烧醒了还在沉睡的日本。在目前流通的日本最大面值的一万日元的钞票上,印着一位身穿和服的日本人肖像,他就是被誉为“日本近代文明缔造者”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就是日本天皇陛下都没有享受到这份荣誉!正是这位讽刺中国是“不擅变革之国,一两千年只知固守古人之言而根本不知随机应变,妄自尊大之风盛行”的叛逆学者,在100多年前亲赴欧洲考察,回来后推动日本的“明治维新”。基于日本本土没有工业革命所需要的燃料、市场和资金等资源,谋划了侵略中国的这种“正确的”强国之策,将原本崇尚中华文明的日本引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以民族主义立国,使日本实现了现代化。

      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中国也派了李鸿章等大员赴欧洲考察,得到的却是截然相反的结论。他说英国的国会辩论是“乱哄哄的”,说外交人员的交际舞“不成体统”,对西洋科技更受其老师曾国藩“制胜之道,在人不在器”的影响,表现了对洋痍的鄙视。在以后通过洋人镇压太平天国的实践中才承认了西洋科技带来的“坚船利炮”的威力,走上“洋务运动”的道路。但清政府依然在思想上非常守旧,那时中国自主修建了第一条用于运输煤炭的唐胥铁路。1881年建成后,清政府认为火车震动了东陵的先王神灵,只准以骡马拽引车辆,人称“马车铁路”。而此时的日本由英国人建成第一条铁路,明治天皇亲自参加了通车典礼。7年后,日本已经开始自己设计和修建铁路。此时,欧美各国已经进入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武科考试的内容却还是弓马骑射,文科考试的内容仍然是八股文章。中国愚昧到这样, 甲午战争不败简直就没有天理了。

      至今国外的史学家对中国公私不分,胆敢把海军军费挪用致使甲午战败一事迷惑不解。事实是,光绪皇帝担心慈禧太后干政,竟用国家无法承担的财力来为慈禧修个安乐窝。说来说去,失败的原因还是个政治问题。在战后中日的谈判桌上,日本的伊藤博文对李鸿章说:“为免彼此争论,空耗时日,唯有同意与不同意两句话!”就是说,只有Yes 或 no。只要李鸿章说个“No”,日本也就完了。可李鸿章偏偏没说!为了逼其就范,日本的小山丰太郎一枪打瞎李鸿章的左眼,老头儿在病床上眯着另一只眼可怜地乞求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能不能快点开始谈判?

      每每掩卷叹息,我中华民族曾有多少优秀儿女为中华崛起而奋斗,而献身。林则徐严厉禁烟,关天培战死沙场,陈化成喋血炮台,左宗棠抬棺出兵,邓世昌以死尽节,义和团以血肉之躯抵挡洋枪洋炮...可每次的以死抗争都无济于事,甚至换来的是更大的打击和耻辱。中国的特权阶级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先是拒绝任何触动自身利益的改革,后是将改革引向歧途。他们先是不承认洋人的先进武器的重要性,说什么“制胜之道,在人不在器”。后是不承认中国的制度不如人,鼓吹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后来不承认思想和文化不如人,排斥西方的价值观,妄言什么“中华思想道德远在西人之上”。他们看不到中国自己三省六部制机构重复、落后,缺乏效率;看不到正是西方“平等”的思想才让教育平民化,让轿车、乘飞机旅行和互联网成为民众的消费品。而中国“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处事哲学只能让国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好死不如赖活着”和“有奶便是娘”的世界观打造了背叛民族的汉奸、卖国贼;“传宗接代”的愚昧思想却是造成中国人口泛滥之根源。

      俄罗斯与中国国情相似,但国势走向却恰好相反。彼得大帝时的俄罗斯,95%的人是极度贫困的农奴,每个女人要生十五到二十个孩子,半数的孩子生下来不到一年就贫病而死。俄国人的文化水平非常低,即使在首都莫斯科,一百个人中能识字的也超不过三个,连贵族地主和他们的子弟大多数也是文盲。为了俄罗斯从愚昧中走出来,彼得积极推行扩张政策。他先是流放35名贵族丢妻别子出国学习海军;于1697年派出250人的大型使团去西欧访问;后来干脆自己隐姓埋名,扮作一个下士出国。他在普鲁士学习造炮技术,在荷兰当木匠学造船,还访问了许多专家学者,聘请了其中一些人到俄国讲学。从十九岁开始,彼得以下士的身份在军中服役,他甚至亲自驾驶小船攻击敌军战舰,在战斗中为迫击炮装填弹药。他在行军途中和士兵一起挨冻受饿,在肮脏的泥泞里摸爬滚打,有一次战斗中还被呼啸而来的子弹打穿了帽子。就是凭着这样的精神和责任心,他使一个落后、愚昧的俄罗斯迅速走上近代化道路,雄踞欧亚,傲视全球。

      俄国在1917年2月,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但由于革命的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列宁就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击退了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14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的武装干涉,于1922年底正式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亦简称苏联。那时任粮食人民委员的瞿鲁巴突然晕倒,医生检查后说:他是饿昏了。作为苏维埃政府主管粮食的最高官员,他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却没有从中为自己留下能填饱肚子的食品。正是由于苏联曾有这样的领导集团,苏联终于成为超级大国。

      由于中日甲午战争,加上八国联军侵华,让清政府晓得一味守旧万万不可,于是清政府才下决心编练新军。但由于新军需要有知识的年轻军官,孙中山的同盟会成员便大量进入军队,开始宣传反清革命思想,最后发展至起义,清朝就这样完了。末代满清遗老在编《清史稿》时不由得感慨:“本朝以兵兴,亦以兵败。”孙中山是在海外接受的西方教育,他的立国思想是建立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可惜中国当时并没有经过思想“启蒙运动”,最后归于失败。后来国共双方都在苏俄的帮助下建党,又因“争夺革命领导权”而断断续续地厮杀二十年,最终共产党获得政权。

      中共的胜利取决于几个因素:一、组织纯洁。中共是在“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的白色恐怖下生存下来的,没有现在的这些政治投机者。二、政治民主。党在犯了错误的时候常常作自我批评,领导人也因此而更换,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一次“军事检讨”会上掌握领导权的。三、领导集团有坚定的信仰。在长征路上,时任中共总负责人的博古带头抬伤员;前任中共总负责人李立三一直坚持着把生病的周恩来抬出沼泽区的;有的受伤的将领为了不让别人抬,自己跳进沼泽而牺牲。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可以为了理想,把生留给别人,把死留给自己。乔治·海德姆,一个美国医生。他在南京看到被国民党枪毙的共产党喊:“共产党万岁!”他就觉得他们一定是干的很不错的人,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到了延安。他到过附近一个过去叫“肤施”的县城,据说释迦牟尼修道时看到鸟雀饥饿,而自己也没有粮食可吃,只得割下自己身上的肉来喂它。这鸟吃了“仙肉”就成为一只“仙鸟”,后来落在这个地方就化为这里的一个小镇。海德姆听后眼眶湿润,他认为莫哈默德、释迦牟尼、耶稣、共产党人都是一样的人,他们都是舍弃了自己的幸福、生命来“普度众生”的活的上帝,所以他也参加了红军,10年后他们进了北京城。

      毛泽东的功绩有点像俄略斯的彼得大帝和美国的华盛顿总统,他以弱小的国力打得以美国为首的十六国组成的联合国军队灰头土脸、签字画押,重建了中国的版图和确定了作为第三世界领袖的势力范围。世界是以成败来论英雄的,“胜利者是不应该受到责怪”。俄罗斯人从来没有责怪彼得大帝亲手杀死包括自己儿子在内的反对者的野蛮和残忍;提倡言论自由的美国也从不提华盛顿的个人缺点和家庭蓄奴的历史,甚至连他打得仗几乎全是败仗也只字不提。尽管毛的继承人将他功过分为三七开,但国外的政治家们都认为他是改变世界的第一政治家,从治国和发挥影响力的角度上来讲几近完美。因为任何人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自从有了毛泽东,不仅中国已经不再“只是个地理名词”,而且连弱小国家也不再对强国恭顺;欧洲、苏联、美国的霸权在与它们的对抗中不断地被消耗、衰退,甚至完结。整个世界被改变了。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1783 年,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宣告独立。她的西部边界是密西西比河,河的西岸对于刚刚赢得独立的美国人来说具有无限的魅力。有一些探险家曾越过此河,带回了一些神奇的故事:据说,那儿的土地如此肥沃,只要把种子撒到地上就可以稳获丰收,那儿的飞禽走兽是如此之多,一个感到肚子饿的人只要把他身旁的树干摇上几摇,就会从树上掉下一只只的野火鸡...人们开始大规模地西迁。政府的土地政策也增加了西部的吸引力,1862 年宅地法规定:在西部定居五年以上的移民可以免费获得160 英亩的土地。美国只所以能够令人不可思议地进行着领土的“鲸吞”与“蚕食”,这是因为它逮住了一个历史机遇:在欧洲,英国刚刚被北美人民击败,不想再次卷入战争。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帝国在“反法同盟”的围攻下,已经开始摇摇欲坠。所以,在美国向西部扩张的过程中,尽管零星的冲突不断,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美国刚刚赢得独立的时候,为了使她的地中海航道免遭北非伊斯兰各国海盗的劫掠,美国不得不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的黎波里和突尼斯等国交纳贡金。这在今天简直是不可思议。但的黎波里统治者还嫌美国的贡金交的太低,便于1801 年向美国宣战。尽管美国赢得了战争,但仍得规规矩矩地向其他伊斯兰国家交纳贡金。而且美国战舰一撤,她的商船又遭劫掠。美国就在这种屈辱中又度过了几十年,经过南北战争,虽然工业化大大加速,但依然是个农业人口占总人口90%的农业国家。直到马汉《海权论》的出现才完全改变了这种局势。

      照马汉的说法,要想成为强国必须具备六个条件:即地理位置、天然地形(包括天然物产与气候)、领土面积、人口数量、人民性格、政府的性质。根据他的解释,所谓海权,绝不止於是海军的武力,而应该包括强大的舰队、商船团以及强大的海军基地。海军、战争,以至海上小型的交锋,都仅仅是为达到目的所必须的手段。强大的海军舰队与活跃的商船团,相辅相成,皆不可少。国家的繁荣即以这两者的联合力量为基础。马汉举例说,英国的强大是因为它意识到自己资源有限,所以发展海洋;而法国、美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而忽视了海洋,所以才成为弱国。如梦初醒的美国政府立即大力发展海军,拿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老牌殖民主义者西班牙来祭刀,将波多黎各、菲律宾、关岛正式划入美国版图。还要求中国允许他也和英法一道“利益均沾”,成了世界的霸权之一。

      美国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凭借浩瀚两洋的天然屏障作用,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不仅未受战火的蹂躏,反而大力发展战时工业,大发横财。战争一结束,世界各国一片瓦砾,而美国这边风光独好:国务院忙着要与外国签订互惠贸易协定,华尔街的企业正忙着兼并,商店在大甩卖,棒球联赛则吸引了成千上万球迷,水兵们在大街上找美女...

      面对着战后欧洲的叫苦连天,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正式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美国救世主般美妙的声音霎时传遍了欧洲,从此美国就成了它们的主宰。无论是谴责其金权政治、金钱外交也好,还是认为其慷慨大度也好,金光灿烂的美元总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支配着这个世界。各国眼中的美国是什么?恶魔?野兽?英雄?天使?不管人们怎么看,不管是真的还是虚的,只要美援、民主、自由、美国梦...仍有诱惑力,美国就仍然是超级大国——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从Exxon 公司的超级油轮、通用汽车公司的轿车、伊士曼·柯达的彩色胶卷、可口可乐、麦当劳、米老鼠和唐老鸭、iPod、耐克、全额奖学金...你都会发现美国无时不在。也许还不仅仅是这些,看看美国头顶上的光环:联合国的首席、北约的领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关贸总协定的后台老板。可以这样说,美国占用了这个时代的冠名权。在这样的时代,美国人心目中自己的形象是个性张扬、单枪匹马、独闯天涯的牛仔:他在无垠的旷野里纵马驰骋,凭着百发百中的枪法惩恶扬善。最后,使命完成了,他挥手告别小镇上那些愚昧的居民,在暮色中策马而去,画面上只留下一个孤独的背影。所以他们不关心别人的感受,也不认真地学习他人的经验,犯了和中国同样的错误。从GNP 增长、世界市场占有率、人均生产力水平、投资和创新能力的数据都揭示了一个共同的现实问题:美国正在衰落。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传承久远而不衰,兴旺发达而不败,无不需要有一种能够兼蓄世界各民族优秀品质的健康向上、不懈进取的民族精神,无不需要有一种能够包容历史、直面现实、拥抱未来的时代精神。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创造了灿烂的传统文化,孕育了优秀的民族品质和民族精神。但也应当看到,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往往同时包含着如善与恶、科学与迷信、民主与专制、革新与保守等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精神品质。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和民族从兴盛到衰落,无不是从抱残守缺、歌舞升平、道德滑坡、精神萎靡、信念失落、丧失进取心开始。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有一些问题。国家“重商轻武”,导致国防建设严重滞后;理论界思想混乱,像“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然后共同富裕”之类的胡话不是弱智,就是无耻;社会整体腐败非常严重,反腐措施治表不治里。对付台独欠缺“硬”的一手,就连最乐观的人也不得不哀叹:“中央在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

      我们是学子,不是先知。但沉甸甸的民族责任心让我们去学习,去沉思。在这激烈竞争的残酷环境里,中国是崛起还是衰落?这不在于GDP的高低,而在于中国是否能够根据自己的国情走出一条科学的发展模式;而在于每个领导人是否都能像俄罗斯总统普京那样,“总统八年像是在做奴隶”。

      中国,你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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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墓,还是裸奔?探寻奥运背后的人文精神

    刘军宁

     

    说奥运的人文精神,其实是在说奥运的人文主义精神:人文主义是在复兴古典文化的基础上宣扬的一种新的世界观。作为个体,人的向前与向上是没有止境的。人文主义者肯定人是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强调以人为主体和中心,尊重人的本质、利益、需要及创造个性发展的可能性。人文主义竭力强调和颂扬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

     

    为什么在古希腊雅典?
        最近,在奥运大幕拉开之际,北京首都博物馆举办的 “公平的竞争:古希腊的竞技精神”展览,把我们带回到古希腊雅典奥运的那些久远的年代、激烈的场景。
        关于奥林匹克运动会与古希腊的渊源,在中国几乎尽人皆知。2004年8月13日,离开故乡108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荣归故里”,再次回到它的诞生地,希腊的雅典。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体育活动,都有体现该文明特色的体育项目。然而,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风行于世之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定期地举办像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样大型的、综合的、全国性甚至是跨国性的竞技比赛。在古代,体育锻炼常有,而竞技比赛鲜见。实际上竞赛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体育锻炼。奥林匹克运动丰富的内涵和最大魅力,就像上述展览所揭示的那样,在于它将体育运动变成了弘扬竞技精神的比赛。
        奥运会发源于古希腊。当时的希腊也像当时的其他文明一样,有奴隶现象的存在。但是古希腊文明还有其独有的一种主流文化。这一文化,尊重个人的伟大、重视人的精神力量、重视人的价值与幸福、赋予成就与成功以重要的道德价值。这一文化正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源头。古希腊时代是个崇尚英雄、并产生了英雄的时代。无论贫民还是贵族,他们从小心中就充满着对英雄的向往和对自由的渴求。与雅典神庙、民主体制相契合,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全方位地呈现了那个英雄时代,并在此后的岁月里深刻地影响着欧洲大陆,乃至整个世界。
        奥运会是特定政治体制的产物。没有古希腊的民主政体,就不会有古代奥运。古希腊是世界文明中平等精神、规则意识和共和政体的源头。古代奥运会没有今天意义上的那种职业运动员,当时的运动员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他们在运动场、在规则面前一律平等。平等精神、规则意识催生了竞技比赛,而竞技比赛又反过来强化了平等精神和规则意识。公平竞争的奥运赛场就如同共和政体的一个小小缩影,没有共和政体就难以有平等公正的竞技比赛,因而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竞技比赛。
        公元前二世纪,古希腊被罗马人所统治,奥林匹克运动会虽然没有因此中断,但古希腊人在奥运会中充分展示个体的裸体竞技的传统颇让罗马统治者惊骇不已,这种运动形式也注定不为皇权制度所容。在共和政体下,人人都是英雄;在皇权体制下,只能有一个英雄,那就是皇帝。如果人人都是英雄,皇权必将受到威胁!可见,着衣与否,兹事体大。既然奥林匹克与皇权专制不能两立,奥运会最终也没有逃脱被罗马皇帝强行取缔的命运。

     

    修墓,还是裸奔?
        奥运盛典及其背后的奥运精神只可能植根于古希腊尊崇个人和现世的土壤,而不可能诞生在专注于来世的地方。古希腊奥运背后的人文主义传统崇尚公民精神、英雄气概、公平竞赛、青春与人体的天成之美。因此,古代奥运会规定必须裸体进行竞技,同时运动员全身涂上橄榄油,以使古铜色的肌体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更加显示出运动员健美的体态,让人们从健与美的张力中获得一种感官上的愉悦。古希腊文明洋溢着对个体英雄的崇拜。
        专制主义文化的共同特点则是崇尚集体,压制个人,压制个人成就,不鼓励出风头,反对个人当英雄。奥运是平等的人之间的竞技,在三纲五常主导的国度,鞋匠与皇太子同场竞技是不可想象的。在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的地方,也绝不允许有公平的游戏规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只有一个属于个人的冠军头衔,那就是状元。但是,即便是状元,也是在皇帝之下,且为皇帝服务。
        奴隶制根深蒂固的地方是不会产生奥运会的。古埃及是个臣服君主和关注来世的国度。象征着古埃及文明的金字塔,是无数奴隶用自己的生命为专制者建筑的坟墓。所以,展示个人健与美的奥运会是不会出现在以太阳王为核心的古埃及的。奥林匹克不可能出现在轻视生命、不怕牺牲的文化中,服从权威与奴役个人的文化中。当古希腊的公民在运动场裸奔的时候,其他古国的奴工却在没日没夜地建造帝王的陵寝。所以,今天还能看到作为有形文化遗产的形形色色的陵墓:金字塔、泰姬陵、兵马俑、十三陵、清(东、西)陵,矗立天安门广场中央的肉身纪念堂。还有很多人惦记着始皇陵、成吉思汗陵,甚至武则天陵。

     

    为什么奥运在现代得以复兴?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兴起于欧洲工业时代,但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古希腊奥运会每四年一届,从公元前776年有文字纪录的第一届奥运会开始,持续举办了数百年。1896年在希腊的雅典举办了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理性精神和个人主义的文化,追求个人自由与物质繁荣,带来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十九世纪末的正式复兴。现在奥运会又来到了正在迈入现代文明的中国。这是一个偶然吗?
        说奥运的人文精神,其实是在说奥运的人文主义精神:人文主义是在复兴古典文化的基础上宣扬的一种新的世界观。作为个体,人的向前与向上是没有止境的。人文主义者肯定人是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强调以人为主体和中心,尊重人的本质、利益、需要及创造个性发展的可能性。人文主义竭力强调和颂扬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
        奥运精神是基于个体主义的哲学。它在颂神的形式下,凸显个人的地位;在重灵魂轻肉体的古代普遍风俗中,张扬对个人成就的推崇,主张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和个人的自我实现。古代奥运会的主角从来就是个人,而不是国家。那时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个人的荣誉就是属于个人的。奥运精神背后的价值支柱是人的崇拜,尤其是个人及其潜能与英雄人格的崇拜。英雄的外在特征是健美的体格,内在的特征是勇敢、刚毅、自信。所以,英雄的内在特征比其外在特征更为丰富。
        奥运精神背后的道德哲学是:追求自我实现与追求成就是道德的。在奥运会中,选手追求奖牌也是道德的和可取的;在市场经济下,赚钱是道德的和可取的。夺金是光荣的,淘金也是光荣的。对个体而言,奥运精神与现代文明社会使得自我肯定与自我实现、自我发现与自我超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可能。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不局限于体育,更不局限于运动场。奥林匹克运动与自由市场经济分享共同的道德基础。
        以现代自由市场经济为主体的工业文明的形成,为复兴与扩展奥林匹克运动提供了空前充分的条件。现代文明社会与奥林匹克运动在人文精神层面是完全相通的。所以,奥运在现代社会的复兴,现在又来到中国,就毫不奇怪了。

     

    竞技高于体育
        人们常把奥运会看成是体育盛会。但是,奥运会不是体育盛会,而是竞技盛会。体育(锻炼)与竞技(比赛)之间有着重大差异。广播体操是体育(锻炼)的典型,奥运会是竞技(比赛)的典型。
        与体育锻炼不同,竞技比赛产生胜者和英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英雄时代的产物。古希腊人珍视选手们为了取得胜利而不懈奋斗的精神。当时的赢家获得的不是一面金牌,而是由野橄榄枝编成的花冠。获胜者荣耀无比,诗人为之写颂诗,由家人或同乡富人出资请雕刻家为之塑像并置雕像于奥林匹亚接受众人瞻仰。当两位顶级选手体力和技能旗鼓相当时,决定胜负就是智力、毅力和定力,偶尔还有运气。竞赛不仅考验人的体力和技能,更考验人的智力、毅力和定力。竞技比赛给每个选手一个平等的机会来展示他们的才能和毅力,来追求卓越。在崇拜成功和胜利的希腊人眼中,参与虽然也很重要,但是胜利更重要。
        竞技比赛高于体育锻炼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前者极其具有观赏性和激励作用。奥运是人类体能、技能与意志力的博览会。奥运是一个舞台,展现着力量、意志、技巧和自然的美。竞技比赛的观赏性无与伦比,不需要参与者和旁观者具有非常专门的知识,且结果很容易量化。正是如此,百米大赛才能成为田径场上的压轴戏。对于选手来说,在比赛中获得成功是一种快乐;对于观众来说,目睹成就也是一种快乐。成就与目睹一旦同步,更是莫大的幸事。一个人在竞技方面可能不及奥运冠军,仍然可以期待有重大成就。就像没有竞赛就没有英雄一样,没有观众,也就没有英雄。
        竞技比赛还是一个展示人性的舞台。为了取得冠军,一定会有人采用种种不正当的手段,或者说,不择手段。这如实地反映了人性中难免有劣根。有趣的是,劣根所引出的花絮反而是构成竞技比赛的观赏性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公正的规则 公平的竞争
        遵守规则,公平竞赛,不仅是竞技比赛的要求,而且是一切人类活动的要求。没有规则,就没有竞赛。没有游戏规则就没有奥运会,奥运会和广播体操的区别在于:前者依赖规则,后者依赖动作。没有公平的规则,就没有公平的比赛结果。体育锻炼以自己的意志为基础,计划经济以命令为基础。
        像奥林匹克运动一样,自由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政体,都离不开公正的规则。竞技比赛需要游戏规则,市场竞争也需要游戏规则,民主政治更需要游戏规则。因此,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要看该社会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游戏规则是否公平,是否得到有效遵守和执行,破坏游戏规则的行为是否制止。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根本游戏规则就是法治的规则。
        一个文明社会面临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像奥运那样,设计一整套旨在保障个体生命自由发挥的游戏规则,这套游戏规则包括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这套游戏规则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修改和完善,但其最基本的理念不变。文明的政治和经济都是基于合理的游戏规则。中国一直所面临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追根究底,还是如何修改在政治领域的游戏规则问题。
        有了公正的规则,才有可能在奥运中进行公平的竞赛(fair play),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公平的竞争。像奥运会要求公平竞赛一样,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中都需要公平竞争。奥运中的公平竞赛精神就是经济与政治领域的公平竞争精神。

     

    从决出生死,到决出名次
        奥运精神是共和主义的精神,就是说,用运动场和平竞争决出名次,来取代战场用武力决出生死。奥运中的竞赛,虽然需要非凡的体力,在精神上却是和平导向的。自古奥运会有神圣休战的传统。古代奥运是从火炬接力开始的,这项活动像是在各个部落与城邦之间接力送达停战书。各方休战了,奥运盛会才能开始。奥运需要共和,战争却破坏共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完全继承了共同和平的传统。《奥林匹克宪章》把“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的社会”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根本目的。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考验之后,奥林匹克运动的共和主义传统变得更加牢固。
         与奥运的共和主义精神一样,市场经济把对财货的武力抢劫变成了以规则为依据的和平交易,宪政民主的共和政体把政治对手间的决出生死,变成了和平的选票竞赛中决出名次。爱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人,必然反对战争,想参加奥运的人必然反对战争。奥林匹克运动、自由市场经济,都是和平的力量。只有休战才有奥运,只有和平才有生意,只有选票才有民主。奥运竞技与市场经济是野蛮战争的最文明的替代者。而民主国家更是以共和为自身的制度特征。但愿奥运能成为人类竞争与好胜的最终战场,而使血腥的暴力于战争得以绝技,国内和国际的共同和平早日实现!

     

    要平等,也要差异
       奥林匹克运动与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依据在相同的道德原则之上。奥运会与现代文明社会都既要平等,也要差异。两者都特别重视起点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反对结果的平均。平时体育锻炼体现不出来的差异,在竞赛中一览无余。公平的体育,与公平的社会一样,给弱者一个平等的机会。如果起点不平等,比赛就没有意义;如果比赛结果没有差异,取胜就没有意义;没有差异,社会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如果运动会实行平均主义,冠军人人有份,那么比赛的意义就完全丧失了,比赛也就不具备观赏性了,比赛最终也就会失去所有的参与者和观众。
    奥运会是一切竞技运动会的冠军,自由市场经济是一切经济制度的奥林匹克冠军,民主政治是一切政治制度的奥林匹克冠军。市场经济是永不闭幕的竞技奥运会,每年都发布各种排行榜。民主政治是永不闭幕的政治奥运会,定期发布竞争选票的名次排行榜。

     

    奥运是人文主义大课堂
        奥运的传统是自由、开放的传统。开放就是自由。开放意味着更大的选择范围,更多的自由行动。奥运是自由人的运动,是开放社会的运动,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古时参与奥运的人来自古希腊的四面八方,西至西西里岛及意大利南方,东到土耳其的地中海沿岸,都有选手来共襄盛举。近代奥运会继承和发扬了希腊传统的创造性与开放性,将奥运会扩展到全世界。没有奥林匹克运动所代表的古希腊人文主义传统,可以说,也就没有后来欧洲以人文主义为价值中枢的文艺复兴。
        奥运会不仅是运动场,更是人文主义教育和传播普世价值的大课堂,培育的是对个人的体力成就的崇尚,对个人价值的发掘与发扬。人在本性上都要自由、要尊严,要公平、要成就。奥运和现代文明社会最能满足这些人性的要求。奥运立足于全球化的立场,并以普世价值为导向,塑造并传播普世价值。
        奥运的精神也是中国的改革事业所应该奉行的精神。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本质上是改变经济、政治领域的游戏规则,使规则更加公正,使竞赛更加公平。而奥运来到中国,同样也为国人认识、领略、乃至皈依尊重个体的人文主义精神和自由、公平、公正的普世价值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奥运会精神在中国的逐步扎根的过程,就是一步一步在承认“个人”是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就的、实现自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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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用名:从神话传说探寻贾宝玉人生轨迹)
     
    (来源:北京交通大学讲座。文章有点长,请忍耐,保证你会拍案叫绝。笔者十年磨一剑。)
     
    提要《红楼梦》中的神话需从真、假、人性三个哲理角度分别解析。其中人性本意是,女娲补天隐喻了普通的人包括贾宝玉生命胚胎的实际形成过程。而甄士隐梦中的通灵宝玉和贾雨村“椟中”的玉则只是代表了贾宝玉“四向”人性中的两个心理方面。由于内心极善极恶的矛盾不可调和,所以贾宝玉出现了第二十五回的精神崩溃,神话表现为玉失灵。此后贾宝玉完成人性从自发到自觉的突变,并在后半生通过创作《石头记》达到了人性的完善,实现了人生的最大的价值,对应的神话则是石头刻满自传回到大荒山。汪宏华认为只要坚持以哲理为种子,就将迎来红学和哲学的双春天。
     

        第一部分

        作者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前几回中连续编撰了若干个神话传说,如女娲皇炼石补天、地陷东南、木石前盟、贾宝玉衔玉而生、金玉良姻、通灵宝玉失灵,以及最后石头刻满自传回归大荒山等。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是为了达到用“荒唐”的“假语村言”取代“真事隐去”的目的。那么这种手法究竟是作者承袭了《西游记》、《聊斋志异》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还是唯心、宿命的哲学思想使然,抑或是另有不为人知的深意呢?我经过反复论证后认为这些表面松散的神话实则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尽管它们的隐喻都具有多义性,但仍可用哲理和逻辑将其中的“真事”一一还原。这些神话原来构成的是一道多元多次方程组,虽然有多组的解,但只有一组是真实的最佳的答案。即作者试图追求的真理。这也正是哲学、文学和艺术具有的数学特征,不是隐晦玄幻的无解,也不是千人千面的无数解。在我们解读的过程中,还会发现《红楼梦》将神话传说与唯物思想完美结合在了一起。我今天就来与大家一道求解关于贾宝玉的方程,并用其中的最佳解勾勒出他确切的生命轨迹。希望各位批评指正。

        首先我们要明确所谓“真”,广义对应的为哲理的“阳”,狭义对应的为“性善”;“假”广义是“阴”,狭义是“性恶”。与历史史实或曹雪芹身世的真假无关。然后我们从真、假和作者本意等多个角度分别切入。此前人们因为没有区别对待,张冠李戴,所以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痴迷的人认为《红楼梦》太艰深,一千年也解不开;藐视的人则认为《红楼梦》一团糟,不值得一看。这大概也是现代教育分科太细带来的问题。对待《红楼梦》需要的是理智,再理智。闲话少说,先看看作者本意是怎样的。

        第二部分

        作者关于女娲补天的第一层本意:曹雪芹开篇就将《红楼梦》的写作对象定位在以探讨人与现实社会为主,所以他既不写参与补天的石头的太空云游,也不写地上普通石头的平静生活。单单只写上天不能,入地无用的石头。其实这块石头自从上天入地之后就已发生本质的变化,不再是石头,成了一个外形粗蠢但有灵性的尘世之人了。“石头”二字不过是人的代名词而已。这样,天与地也就是父与母的象征。女娲补天也就是隐射男女交媾以及受精卵形成的过程。我们知道《红楼梦》是一部传记体小说,但曹雪芹写人物传记不是按照惯常从婴儿呱呱坠地开始的,而是提前到了受精卵的形成之初,他认为这已是最初的人。而那些被用去补天的三万多块石头则是指死去、“升天”了的卵子。相反,这个唯一遭遗弃的则活了(这里的卵子数量存在错误,作者大约是从某些动物联想而来,幸而本身就不是写实,这也是用传说的好处。其中采用三六五、十二、二十四这些数字是为了对应天穹及太阳的周期。之后写地、尘世时小说则采用与月亮周期相关的数字,甚至与章回数量都存在对应。我在其他文章中写到过,此处不再详解。)这里的“女娲皇”代表了促成精子与卵子结合的媒介。“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是母体的象征。

        曹雪芹之所以将人的初始点提前十个月,不像西方国家是从人权保护出发的,而是源自他的哲学思辨。为了说明人在胚胎阶段就已经是人了,作者甚至不惜夸张地让他“不得已,口吐人言。”而且这个小家伙不仅仅是“性稍通”,“质粗蠢”,还同时存有意欲补天济世的大善和坐享荣华的大恶,一会儿因不能补天而“悲号惭愧”,一会儿因世间繁华而心生“切慕”,个性极端双重。那么为何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呢?原来作者是要在此确立他与前人不同的人性论。他不但将人性分成了善与恶两种特性,还分出了心理和生理两个层次,一共四个方面。对于这个“石人”来说大善大恶只是存在于他的心理或潜意识,生理上仅为小善小恶,如“性稍通”,“质粗蠢”。在作者看来人性的这四个方面本质上都是物质的,是有机统一、没有主次之分的。它们之所以存在先后关系是由其物质具有的现象差异决定的,如形态的隐显,运动的快慢。相对而言,善的形态为隐,恶的形态为显,善在恶先;生理的变化为慢,为相对的静,心理的运动为快,为相对的动,生理在心理之先。它们四者之间的力量关系是,小善和小恶互为吸引,矛盾同一;大善和大恶互为排斥,矛盾对立(由于心理活动类似于粒子运动,所以虽然矛盾对立,仍可以暂时共存,如同波粒二象性。)在这些力量的作用下人性会产生以下几种运动趋势:第一,小善和小恶有向外界吸收有效成分,逐步发展壮大的要求,直到总体量增大至引力消失。而在这个过程中,小善小恶之间始终都有保持体量均衡的要求。第二,大善和大恶有向外界剥离无效成分的要求,直到总体量萎缩至斥力消失。在这个过程中,大善和大恶之间也有保持体量均衡的要求。它们的最终目标是共同向着引斥力为零的中间临界点趋近。也可以理解为理想和现实相互靠拢。可以看出人性的这种变化规律热力学第二定律以及与生物界的新陈代谢很相近。这种人性特征我们在现实中也能找到实例。比如一个孩子当他吃饱了且看到一个可怜的人之后,就会慷慨地将自己的的食物全部送人;但当他饿了,且看到别人吃东西的时候,又恨不得将事物都据为己有,其实肚子里并装不了多少东西。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变得越来越理性。

        以上分析的只是人性内部的特性,实际上它与外界的关系非常密切。只有当外界力量也同样均衡时它的动态平衡才能维系和发展。否则就会被扭曲、变形。比如传统的性善或性恶、善恶混、无善无恶就都是人性失去平衡的表现。在《红楼梦》中不同的人都有着不同的人性特征,无奇不有,各具情态。曹雪芹的四向人性论不仅能够包容和解释此前所有的说法,更重要的是证实了人性中主观能动力量的客观存在,并说明了它的调控方式和调控目标。整部《红楼梦》几乎都是在用事实说明和论证上述人性变化的客观规律,后面我会举出一些例子。

    只有当曹雪芹提出四向人性论,才真正将人与其它物种区分开来,才真正明确人具有成为天、地之外的第三极的潜能。曹雪芹的哲学体系从这里便扎下了科学、稳健的根基。

     

        第二层本意:女娲皇炼石补天的传说还是中国版更确切地说是曹雪芹版的人类起源说。曹雪芹不仅仅是传记作家,更是思想家,他不但要从生理角度,还要从哲学角度探讨我是谁?我来自哪里?只是这两个角度都用了同一个故事。在他看来人和社会是周期不同的同心圆,而且在二者的初始阶段,人的意识都是处于朦胧阶段,无法回忆、实录,所以只好用抽象的传说代替。此后随着宝玉的长大,意识的逐步清晰,传说或梦幻也越来越少了。

        曹雪芹信奉“拿来主义”,但他从来不生搬硬套,总会按照自己的哲学理念和艺术需求对原形进行改造。他改编“女娲补天”的老故事为的却是表达新哲理,说明人类的祖先既不是来自上天虚无的气或仙境,也不是来自地上顽固的器物或石头,而是来自于天与石的合成。首先他认为天与石都是物质的,区别只是一隐一现、一动一静。而且这个“天”是属于天上所有“气”中的极隐极动之物(如同微粒子)。石是属于地上所有“器”中的极显极静之物。人就是这两个极端对立的矛盾相互碰撞之后获得的微小的统一。也就是说天与石虽然是一对几乎是完全对立的矛盾之物,但理论上仍存在同一性。只要有媒介撮合,或自行找到接触的机会,就有可能从趋向于“零”的火花中瞬间发生、合成出新的统一体。它的性质也与天、石不再相同,这个新物质就是人。之后这个小小的人通过与外界“新陈代谢”,再逐步发育长大。这就是曹雪芹的“发生学”理论。如图。前面提到的受精卵的形成也是基于这一原理,精子是阳中之极阳,卵子是阴中之极阴。从曹雪芹的人性论和发生学还可以推导出迄今为止最为先进的哲学理论——时空唯物论。这里限于篇幅就不解释了。

        前面说过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大荒山是母体的象征。但按照女娲补天中“天倾西北”的说法,诞生第一个人的大荒山则是指位于西北方国家的某座高山,真正是“山高人为峰”。由此可见,女娲补天的故事不仅仅是为了说明个体的人或贾宝玉的来历,还是要揭示整个人类的起源规律。对于这样一个广义、抽象的人我们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当然只能是“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实际上《红楼梦》这部哲理小说并不是失去了时空,而是充满了时间和空间的全部。不过,我通过考证后发现,《红楼梦》的时空与现实时空也不是完全脱节的。《红楼梦》从远古时期的人到贾宝玉,再到甄宝玉,最后到曹雪芹本人,存在着从抽象对应到具体对应,最后相交于一点的规律。小说设置甄宝玉一方面是为了说明贾宝玉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因为通过甄、贾二人镜面互照可以产生无数个影像,以表明他这样的人社会上还有很多,所谓“此乡多宝玉。”后面,二人又有了一些区别,甄宝玉比贾宝玉更接近于曹雪芹,从书中写到的他们两家接驾皇上的次数就能看出来。所以第二方面是用甄宝玉作为过渡,以形成从贾宝玉的“任何时代”向曹雪芹的康乾时代,直到曹雪芹本人回归的趋势。他们三家最后的结局非常相似,都是从盛到衰,都是遭到朝廷抄查、治罪,只是原因不同罢了。而到最后的终点时三个人竟然重合到共同完成《石头记》这部书的地步了。他们的合作关系是甄宝玉构思,即“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贾宝玉撰文,即“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曹雪芹编辑,即“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当然最终还是曹雪芹一个人写的,他主要是以此点明贾宝玉、甄宝玉的结局。可见曹雪芹对自己晚年的创作《红楼梦》的生活是非常自信、情愿的。即使要他再活几遍还是会选择这种归宿。这样还可以看出,关于曹雪芹的身世,除了他晚年创作《红楼梦》是事实之外,其它最好都不要从书中去寻找,此路已经完全被封堵。

     

        在“天倾西北”、女娲补天之后,作者接着又提到“当日地陷东南”的传说。之后便出现了东南一隅的姑苏,出现了甄士隐一家。如果说前面“天塌”带来的是天与石接触的机会,产生人和人类社会的话,那么“地陷”带来的就是地与地版块碰撞的机会了。它们产生的便是地域大小不同的人的群体——国与家。这里的“东南”是曹雪芹心中中国在世界的方位,也是指姑苏的士隐家和金陵的贾府在中国的方位。

    通过以上两个神话故事,小说便将广义的人分成了个人、家、国、人类社会四个体量、周期不同,但运行规律一致的同心圆,它们就就像钟表上的时、分、秒针。其中的最小的圆是个体的人,小说具体描写的就是这个圆,作者也只有对这个圆才有亲历的可能。而作者分出同心圆的意图就是以人寓社会,以家寓国,即同心圆的涟漪效应,将自己发现的新的人性和人生规律放之四海,造福全人类。

        第三部分

        除了以上作者的本意,我们还需要站到真僧、道、儒和假僧、道、儒的角度来理解神话传说的内涵。大荒山上的真僧道以及真儒甄士隐认为,人来自于前世的西天,本质无形且极善,就像玉一样纯洁、通灵。不幸的是这块玉后来被来自地上的冥顽不化的蠢石蒙住了(三生石),所以凡心偶炽,转世成了人。但他们又认为只要人能坚持存天理,灭人欲,还是能够重获补天之善能的。也就是说只要“莫失莫忘”自己的通灵本性,就能实现精神上的“仙寿恒昌”。孟子对此的说法是“反身而诚”。真僧道为了让这个石人能在下凡之后时刻警醒自己保持唯善的本性,所以大施佛法将它表面粗蠢的物欲去除,只留下“鲜明莹洁”的灵魂,石头因此变成了一块玉。很显然,在“真”的眼里象征善人的玉是形而上的,没有具体形状的,只可能在人的梦中存在。真僧道施佛法的另一个原因则是认为尘世之人都应该是向善的,所以对于一个有着玉一般本性的人一定非常欢迎,石人也就更容易到达他想去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了。果不其然,他很快就获得了善良且为望族的甄士隐的垂青。士隐梦到这块玉,说明他很想生一个本性通灵、人欲极小的儿子。然而,要得到这样的儿子还需基于神瑛侍者和绛珠仙子一样的儿女真情,也就是说甄士隐在封氏年事已高,失去生育能力的情况下,必需再纳一位贤妾。但僧道又告诉他,这种“木石前盟”在仙境中常有,但在如今已经变假的尘世中却很稀缺,会受到各种声色货利的侵扰,有情人难成眷属。女方甚至终日只能用眼泪寄托恩情,一生以泪洗面,即所谓“还泪”之说。甄士隐为了避免陷入这种“沉沦之苦”,便放弃了纳妾的想法。他自然与通灵宝玉只有梦中的“一面之缘”了。

        应当说明的是,这里玉和木都只赋予了两向人性,为生理层面的大善与小恶,接近于无形,所以木在书中也就没有实形的象征物。那么,既然通灵宝玉难以在尘世生存,贾宝玉为什么又出生在贾政家了呢?因为贾宝玉禀赋的是普通人的四向人性,不同于甄士隐梦想得到的极善的儿子。前者为人性之玉,后者为神性之玉。正因为如此,王夫人即使只剩最后的一点生育能力,也顺利生下在了贾宝玉。江南甄家也生了同样的一个宝玉,以此类推,这样的玉甚至可以出生在任何家庭。

    不过,真僧道虽然认为玉象征的是人的无形的善性,但并不能肯定这种玉就是无形的。他们也迷信灵魂有时会离奇地显形。所以他们也听信了贾宝玉衔玉而生的传言,并以此判断他的本性为至善,不能沾染一丝尘土。如第二十五回宝玉的精神出现暂时错乱的时候,他们单方面认为玉是由于被声色所迷了。只要拂去心中的物欲,借玉“颂持颂持”就可以找回灵性。实际上并非如此。

        第四部分

        那么既然通灵宝玉在作者眼里是作为人的象征,在真僧道儒更是只作为人的善性对待,为何贾宝玉出生时口中却又真的衔了一块“大若雀卵、灿若明霞”的玉呢?这便是源于假僧道儒的认识。他们的弥天大谎不但欺骗了真僧道,还欺骗了几乎所有的读者(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假”与荀子的性恶是不同的,假是杨朱的“为我”思想。)

        “假”与“真”相反,认为人的本性为大恶。前世是山中富贵、长生的玉,只是不幸被上天点化而在外表蒙上了一层痴顽、可笑的善性,成为了一块地位低贱的石头。不过“这世”如果它能坚持摈弃善性,追求功名声色,还是可以重新获得物质上的“仙寿恒昌”的。所以假僧道为了时刻警示这个腹中的孩子不忘追求名利声色的根本,便从山中找来一块五彩的玉矿石,经过加工之后偷偷将放在了刚出生的宝玉的嘴里。这种制造器物假象的手段与前面真僧道制造精神假象的佛法相反,是属于妖法。假僧道施妖法的另一个目的是蛊惑人心。因为他们认为世人大多是向恶的,这个含玉而生的天赋贵人自然也就会受到名门望族的追捧和攀附。甚至希望与他成婚,达到夫贵妻荣的金玉良缘。假儒贾雨村的看法只是略有不同,他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藏在椟中的爱慕虚荣的玉。他的对联“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就是与甄士隐梦中的木石前盟相反的一个神话。只是简单一些而已。玉能求,钗能飞,当然是属于神话。值得指出的是,木石、玉钗(或金玉),代表是两种相反的抽象的人性和婚姻观念,并非特指代某两个人。比如神瑛侍者除了比喻甄士隐自己以外,还比喻他对儿子的要求,后面还指代了贾珠等人。与甄士隐一样,贾雨村也想生一个儿子,只是他认为要基于纳一位性感、势利的知己。结果他顺利地找到了,她就是娇杏。像贾雨村与甄士隐的命运逆反一样,娇杏与绛珠仙子“还泪”的命运也相反,她是心想事成,怎么走就怎么有,歪打也能正着。第二年就为贾雨村生了一个儿子,且很快转为正夫人。“偶因一着错,便为人上人。”

        很显然假僧道儒眼中的通灵宝玉也与作者的玉不同,也只有两向,为生理层面的大恶与小善。属于物性。由于作者只写人性的玉,所以贾雨村性恶的儿子虽出生了,也只字未提,与甄士隐没有出生的儿子同样对待。所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对于第二十五回通灵宝玉失灵的原因,假僧道也有一套自己的看法。由于贾宝玉还保留着人的善性,比贾环聪慧,所以遭到贾环、赵姨娘的嫉恨,他们便买通马道婆一同算计。作为假道的代表——马道婆认为,人的肉体是本质,所以用针刺肉身的魔法一定能弄死宝玉,也就是说假道认为宝玉发病是因为他们施了魇魔法。

        但问题是为什么贾宝玉既没有在真僧道颂持之后完全显灵,成为一个先知先觉的人,也没有在遭受马道婆算计后一命呜呼呢?原因就在于贾宝玉不是他们认为的那种玉。

        在曹雪芹看来贾宝玉的毛病既不是因为灵性被蒙蔽,也不是因为肉体被伤害,而是因为他在发病之前长期周旋于极善与极恶之间,取舍不下,矛盾重重。最后当矛盾积压、冲突到某个临界点之后便出现了心力交瘁、精神崩溃的情况。但应当明确的是,他这时的矛盾还只存在于心理层面。假如在生理层面也同时达到极善极恶,那他早就没命了,就会如贾雨村说的“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而心理出现暂时的纠缠郁结则不会有大碍,只要本人及时反思并选择排遣、突围的方向,很快就能康复。所以王熙凤即便没有被颂持,病也好了。不过他们俩选择的解决矛盾的路径是不同的。贾宝玉是决心继续走四向人性的道路,只是从此分清哪些矛盾不可调和的,应当坚决舍弃;哪些矛盾可以共存的,应当兼收并蓄。也就是自这一刻起,贾宝玉的人性意识发生了突变,从自发阶段进入到了自觉阶段,找到了真正的自我。而王熙凤则选择了顺应虚伪邪恶的时世,她的人性从此也就向着性恶的一侧倾斜了。结果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与假时代同归于尽。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贾雨村在第二回听完冷子兴对贾宝玉的介绍之后,又改变看法,认为贾宝玉者是“性三品”中的“正邪二气同赋之人”,但这二气仍然是指生理层面的两向,与善恶混相同。也因为是生理层面,所以当“两不相下”时会致死,即“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

     

        说到这里,我们也就可以推断,尽管时世已经变假,但贾宝玉也不会接受金玉良姻的安排,他不想要贾雨村式的成功。当然,他也不会接受木石前盟的宿命,他也不想要甄士隐的颓败。贾宝玉只是在心理层面留恋薛林,却并没有付诸婚姻行动。宝玉最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理想婚姻,对薛林一直只停留在心理上“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那么这个理想的女人是谁呢?我先提示大家不要猜史湘云,她与宝玉也是形似而神不似,不是最佳。他俩的气性区别也一并留给大家去思索了。

        第五部分

        当我们理解了作者的本意之后,就可以判断宝玉口中所衔的玉肯定是人为放置的了,石质的玉肯定不能成为人的血肉之躯的一部分。在通常情况下,曹雪芹是在玩了魔术之后又主动揭穿魔术,以告诉人们所有魔术都是假的。但小说对衔“玉”的真相却没有直接揭露,这大概是因为当时自己刚出生,未曾眼见为实。不过这并就成了无解之谜,小说还是用另外的事例千里埋伏作了旁证。请看第二十九回贾母兴师动众与张道士玩的双簧:张道士先是对贾母说:“前日在一个人家看见一位小姐,今年十五岁,生的倒也好个模样儿,我想着哥儿也该寻亲了。若论这个小姐模样儿,聪明智慧,根基家当倒也配的过。”接着他便向宝玉送了众道士的敬贺之礼,里面就有麒麟。而当宝玉说把些器物散给穷人时,张道士便很着急,忙阻拦,要宝玉留下自用,哪怕是散钱也罢。可见张道士是想假托麒麟的神意达到说亲的目的。另一个麒麟正巧是在史湘云的手中。而张道士前面关于小姐年龄和家境的描述无疑就是指湘云。贾母因为心中有数,便针对湘云的特点说:“你可如今打听着,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的上就好,来告诉我。便是那家子穷,不过给他几两银子罢了。”双簧演完之后,贾母又寻机有意无意地问大家,说好像记得谁有一个相似的麒麟。至此,道士和贾府人惯用的伎俩终于暴露了出来。这一暴露不要紧,前面关于玉的来历也就同样可以推理破案了。不过,这时虽然宝玉也已知道了事情的底细,但对待“假”玉和“假”麒麟的态度是不同的,对玉他是爱恨参半,对麒麟则是倍加珍惜。

        那么假僧道和张道士为什么要做假呢?曹雪芹认为,在封建社会里虽然儒教占有统治地位,但佛道儒仍是三教归一,假儒与假僧道之间往往会相互勾结,联合起来愚弄和操纵世人,最终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如第四回小沙弥与贾雨村勾结,第二十五回马道婆与赵姨娘勾结等。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原来在假象背后都隐藏着一双双看不见的但又熟悉的手。针对贾府内部波诡云谲的权利斗争,我还会专门撰文论述。

     

        神话中的石和玉,除了以上所说的多种隐义之外,小说还设置了前后反对称的结构,并沿着对称轴做了折叠。将石头最后的结局也放在了第一回。作者认为人的生老病死是折返跑,人出生要经过大荒山和太虚幻境,人老了也要回到这里,比如石头和玉既代表人初始的两个阶段,也代表衰老阶段。所以石头在“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之后又回到了大荒山,有所不同是石头身上已刻满了自传。在这个神话里,作者要揭示的则是与“发生学”相反的“存在学”,解释人往哪里去。他认为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哲学思考用艺术的形式再现出来,“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就是人生价值的最大实现,就能将有限的生命化作永恒的存在,像石头一样长存于世。这种艺术人生就是作者追求的人性的“仙寿恒昌”。但石头的回归,在真、假僧道儒的眼里却只是经历了一个“劫”的周期之后“复还本质”,回到了当初的起点。很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循环,一种是做最大有用功的螺旋式循环,一种是做消长无用功的封闭式循环。而贾宝玉的生命历程就正是一条螺旋式循环的轨迹。这条轨迹也就是作者为世人提供的一条从最普通的人成长为一个最完美的人的捷径。

        第六部分

        当小说采用对称性折叠和方程式结构之后,删除八十回后面的部分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因为在对称折叠之后必然会留下空白,在方程式之中也必然要留下未知项。此外也只有删除后半部分,曹雪芹的哲学、文学、艺术和美学才能同时达到完整。删除之后读者理解起来虽然有一定的难度,但也充满了解题的乐趣,更有利的是对于求得的结果我们自己就能验算,不需要请曹雪芹本人确认。

        《红楼梦》的命运再一次证明,拒绝平庸、一骑绝尘的天才是极度孤独的。《红楼梦》八十回明明已经是完整的了,却还要写续。而曹雪芹笔下好好的一个宝玉更是被后人涂抹得没有了人样,彻底地失去了灵性。贾宝玉虽然主观上不想落入真、假僧道儒设置的圈套,但客观上还是被庸俗的文人强行劫持,不但被逼娶宝钗,还被逼做了和尚。他们无知、粗暴地将贾宝玉的人性连同其高度的自觉意识完全掐灭,让他退化到荒蛮年代。由此可见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真、假僧道儒,不是实施文字狱的封建统治者,而是极少数陈腐、庸俗的文人。这一点曹雪芹当初也有所预料,所以在第一回借石头对他们进行了痛批,第五十四回又借贾母对他们进行了“掰谎”。但曹雪芹还是没有充分估计到这种牛皮癣的顽固性,二百多之后的今天,高鹗的续本和脂砚斋评本依旧严实地窒息着贾宝玉的生命。我认为误解《红楼梦》,失落的不仅仅是一部伟大的小说,更会贻误人性进化、科学发展、社会强盛的时机。(作者:汪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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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与红学新锐——汪宏华
    时间:2006年06月23日14:10 我来说两句(23)  

     
    作者:钟毓果

      认识汪宏华是在四年前初夏深圳大学的一堂哲学和红学讲座上,此前只是看过他九十年代在该校学报及其它刊物上发表的几篇颇有见地的论文。平头、短恤,虽年过三十,但仍是一脸学生模样,以至于走上讲台时台下一阵小语,不知是惊叹还是失望。但很快就平静了,一连串新观点和新概念让人为之一振,精彩之处笑声、掌声不断。过后文学院张卫东教授感慨地说:“还从来没有看见同学们平时这样积极、踊跃过。”讲座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哲学和小说是《红楼梦》的一物之两体,向上看是哲学,向下看是小说;《红楼梦》不仅只写了八十回,而且前七十五回就已在哲理上、结构上形成了自足体系,现代人原本是很荣幸的,不幸的是被好事者歪曲了。这种利刀斩乱麻的做法对我们来说是太好了,作为一般的读者谁也不愿去研究原著以外不确定的东西。此后,校园里掀起了一阵《红楼梦》热,而且大都看完前八十回就看不下去了,从头再看,或者去翻汪宏华的文章。从那以后他在我心中就留下了“新锐”的初步印象。

      之后由于工作南北两地,我们很少见面,但电子邮件从未间断。这几年感觉他又发生了层层蜕变,目不暇接。就像他自己说的,哲学能让自己的思想新陈代谢,往往写了几十万字的文稿,真正有价值的只有最后几万字。他对很多作家、学者拼命地为自己过去作品的缺陷辩护很是不解。古人尚且英雄不提当年勇,更何况知识变化一日千里的信息时代。时间会让一切相对真理成为过去,作者应该比读者先一步用更完善的作品将过去的错误或平庸淘汰掉。他常说人的一生最后能剩下几句话、几个公式流传下去就很有价值了,自己据理力争是没有用的。

      虽然他三句不离《红楼梦》,但在红学和哲学之间还是更偏向于哲学。在他看来《红楼梦》只是古代哲学向现代哲学过渡的枢纽,是剖析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实验小白鼠,是整合文理学科向前发展的初级平台。每个哲学研究者都必须基于某个他认为合适的实体。一滴露珠尚能反射广袤的世界,更何况一本现实主义的巨著呢?在他看来,《红楼梦》就是一颗晶莹剔透、浑然一体,折射着无限可能的明珠。他的理想就是将明珠从浑浊的泥水中托出来,擦拭干净,让人们重新看到它清纯、光亮的本色。《红楼梦》的可悲之处却正是被曹雪芹深恶痛绝的“假”和“功名”深深掩埋了。在红学研究的历史上有两种声音影响最大:一是矫揉造作的做假者,他们之中有的煞有介事地声称看到了后面多少回,有的说参与了曹雪芹的创作过程,或者说《红楼梦》是由几个本子拼凑而成。善良的人们往往对他们的“亲历亲为”信以为真。二是名人的声音,他们大都只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对《红楼梦》有所涉猎,发表一些个人看法就被很多人不分优劣奉为经典。更有一些人对谶语和隐寓津津乐道、长篇大论,陷入曹雪芹所谓的“追虚逐妄”。这种“时尚之学”的遗风将《红楼梦》这个“清清白白的女儿,也学得钓誉沽名,入了国贼禄鬼之流。”时到今日,这部小说被重重声色货利包裹,已是很不灵验了。或者教人望而生畏,不敢往里看;或者将人误导。

      在汪宏华看来,读《红楼梦》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只看前八十回,如想再深入一点,就一手捧着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明清哲学,一手捧着《红楼梦》。这样就没有理解不了的人物,没有解决不了的悬疑。反过来,借曹雪芹的智慧,也没有理解不了的中国古代哲学。虽然明清其它小说也都基于一定的哲理,但其先进性和完整性都不及《红楼梦》。中国哲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到明末清初出现了巨大的飞跃,出现了李贽、陈确、王夫之、颜元、李恕谷等叛逆型的大哲学家,是他们将哲学从天上拉向了人间,而到曹雪芹这里就将它完全降落到了地上。他之所以将哲学和小说统一起来,正是意味着他的哲学走上了理想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使原本抽象、虚空的哲学渗透到每个人的言行、品貌之中,演化成了日常生活。哲学发展到现代,更是从文字、艺术、生活中走出来,进入了数、理、化等基础学科以及社会和自然各种应用技术中去了。在哲学以核裂变的方式和速度向下分解的时候,汪宏华认为作为它的基本脉络还是不变的。哲学的中轴线就是时空理论,这是现代哲人在回答唯心或唯物之前先要研究的问题,因为他发现从源头上说,时间对应的是精神,空间对应的是物质。这些年他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时空体系,原来在时空相对论、宇宙学方面中国人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从物理学中的时空论又自然而然会引出能量论,能量是时间和空间共同的产物。在汪宏华看来,哲学不只是此前人们所说的为了认识宇宙的规律,为了探明世界的本原,更主要的目的是研究主体的人如何聚集和传递能量,如何使自己、家庭、国家和社会这四个整体同时变得强大,达到更加自由、独立、稳定的境界,并形成可持续发展。曹雪芹本人正是深得此道,聚集了超出常人的能量写出一部巅峰之作,横亘在古人和今人中间。但他的超人能量不是来自特异能力,而是来自他创立的第三代辩证法。汪宏华一语道破天机,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道就是现代哲学中的辩证法,道或辩证法是哲学的中心。“一阴一阳之谓道”或“有、无”之道最初就是阐述的第一代矛盾对立的辩证法。后来经过不同时代的哲人、自然科学家,更有唯物论者注入新的解释,“道论”逐步发展成了第二代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但曹雪芹认为第二代辩证法是关于天地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适用于具有高级思维的人,于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关于人和社会的第三代辩证法。虽然这一辩证法至今尚未在哲学层面予以确认,但它早已以各种形式应用于生产和生活中了,甚至可以说现代文明当初就是由朦胧的第三代辩证法催生出来的。而如今它被完整地提出更是有可能引领现代社会从自觉走向高度自觉,从文明走向高度文明。《红楼梦》或许真会如汪宏华所想成为强国梦吗?

      以哲学的眼光看待《红楼梦》使汪宏华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解读了这部小说,还从中发现和引申出了一些普遍规律,古为今用。很多也许是曹雪芹当初始料未及的,但这并不矛盾,就像孙子兵法被用于经济、管理,就像牛顿看到苹果落地而发现万有引力。落地的苹果本身肯定不知道万有引力,但只要万有引力定律具有普遍意义就可以了,苹果的故事即便是杜撰也无妨。在汪宏华看来,研究红学不是挖空心思寻找一百个证据证明某个人的结局,读者如果没有曹雪芹“通灵哲学”的认识和准备是永远不能接受某种结局的说法的。而且主要人物的结局既然当初作者决定不写就说明不是最重要的,先只需知道真假、正邪各种人的结局都很悲惨就可以了。他不写出来是不愿看到悲剧的重演,他的理想是要改变社会兴衰更替的宿命规律,进而改变书中人物更准确地说是全社会的人的命运。这就是他对自己新哲学寄予的历史和政治使命。看到了作者这个层面的思想,就不会将注意力集中到人物结局上了。当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人物结局自会在不经意间一一显露出来。此时比一切证据更能说服自己的是曹雪芹的哲理,因为热爱和追求真理是人的本性。

      最近见到汪宏华是在今年五月下旬北京几所高校的讲座,依旧平头、学生模样,只是言语多了几分自信与平和。感觉他的思想又有了新的超越,锐气更是逼人。但见他一手捧着中国哲学,一手捧着《红楼梦》,将“金陵十二钗”与“通灵之说”图文并茂,解析得入情入理,令在座的观众耳目一新、如沐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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